中華大地之上湖泊眾多，風光各有不同。假若把它們比擬成人類的形象，鄱陽湖端方溫潤，像一位器宇軒昂的名士；洞庭湖氣象萬千，如同一名才華橫溢的詩人；太湖恢宏大氣，儼然是一位叱咤風云的大俠；西湖精致俊秀，必然是一個清純少女……
　　在這一群“俊男美女”之間，恐怕只有位于南京城外的玄武湖是個例外。若將它比作人類，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應該是一個滿臉悲苦的滄桑大叔。
　　這真不怪它。
　　縱觀玄武湖的歷史，可謂是屢遭劫難、動輒得咎。它的湖生，簡直就是一部被人類霸凌的歷史。
　　玄武湖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很早，它古稱“桑泊”，位于楚國的金陵邑。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之后，將金陵邑改設為秣陵縣。這個湖就在縣治旁邊，于是被順便改名叫作秣陵湖。
　　據說秦始皇曾經巡游至此，有一位望氣士說這里風水好，有王氣。秦始皇一聽不樂意了，立刻派人把附近的方山鑿開，引水灌入湖泊。金陵的王氣被生生泄掉，從此在這里建都的王朝，都難以長久。
　　這個故事于史無證，應該是后人附會編造出來的。不過人類對玄武湖滿滿的惡意，從這個傳說里可見一斑。
　　整個漢代，秣陵湖籍籍無名，并沒什么顯著事跡。到了三國時代，孫權為了避自己祖父孫鐘的諱，干脆廢掉了“秣陵湖”和“鐘山湖”這倆名字，改稱其為蔣陵湖——因為湖邊有一座陵墓，墓主是漢代駐守在此的秣陵都尉蔣子文。
　　孫權喜好奢華，為了修一條青溪，把蔣陵湖湖水借走了一半。后來孫權又大修宮苑，計劃在宮殿四周挖一圈水路，又想借水?？蓱z蔣陵湖已快被抽成濕地，實在伺候不動這位大帝。孫權沒奈何，只好重新疏通渠道，引江水入湖，把宮苑修在了湖岸前方。
　　因此蔣陵湖又得名叫“后湖”，意思是在宮苑之后。
　　此后這座湖泊的名字一直被改來改去，什么玄武湖、昆明湖、飲馬塘、練湖、習武湖等等。玄武湖這個名字的來歷，據傳說是人們曾在湖里發(fā)現兩條黑龍——其實就是揚子鱷，黑色屬北方，北方有神獸曰玄武，玄武湖的方位恰好又是在建康城北方，因此得名。
　　那個時候的玄武湖，面積是現在的三倍那么大，約有十五平方公里，本用于編練水軍。后來南朝帝王們覺得拿這種風景練兵太浪費了，遂在湖心堆出三座島嶼，模仿蓬萊、方丈、瀛洲，號稱“三神山”，還在附近修起了上林苑、華林苑和樂游苑，成為王公貴族出游玩樂的絕佳地點，一時興盛無二。
　　可惜好景不長，隋文帝南下討平了陳朝之后，怕前朝余孽死灰復燃，便將建康城的宮苑推平，讓農民在上頭耕種。建康這個名字，也被改回秣陵。至于玄武湖，它離宮苑太近，也未能避開這場劫難。
　　它慘到什么程度呢？后來唐代的顏真卿曾經在這里擔任過地方官，他在玄武湖原址設立了一個放生池。想想看，一個偌大的湖泊，居然被填成一個放生池的規(guī)模，這得有多凄涼。李白曾有詩感嘆：“亡國生春草，離宮沒古丘?？这藕蠛拢ㄉ蠈??！边@個“后湖”就是指玄武湖。
　　終唐一代，玄武湖委屈地蜷縮成一團，默默無聞。一直到三百四十八年之后的南唐時代，后主李煜和六朝一樣喜好奢華享受，玄武湖這才被重新疏浚，勉強恢復昔日“名目勝境，掩映如畫”的風采。
　　有一次，一個叫馮謐的寵臣對李后主說：“當年唐玄宗賞賜了賀知章三百里鏡湖，傳為美談。我退休的時候，只要這眼前的三十里玄武湖，也就夠了?！崩詈笾鳑]吭聲，旁邊的尚書徐鉉諷刺道：“天子對賢士一向慷慨，區(qū)區(qū)一個小湖送就送了，沒什么可惜的，可惜沒有賀知章那樣的人物值得賞賜啊。”
　　【注釋】馮謐喜湖，典出宋人竇萃（別號天和子）所編《善謔集》，原書已佚。元末明初陶宗儀編纂《說郛》時收錄八條，包括上述這條馮謐喜湖。
　　可惜玄武湖的好日子沒過多少年，又開始走霉運了。這次它迎頭撞上一位千古名臣王安石。
　　王安石曾在江寧府擔任知府，辦公地點正在玄武湖旁邊。他是個出了名的務實主義者，每天看著湖邊勝景，覺得鬧心。這風景再好，也不能當飯吃啊，太浪費了。于是王安石給宋神宗上書，建議排空湖水，改為農田。他算了一筆賬，將這個湖填平，可以多得200余頃好田。
　　這種好事，朝廷自然無有不允。就這樣，在王安石的主持下，開十字河，立四斗門?？蓱z的玄武湖再一次被人為放空，化為一望無際的農田，只留下十來個小池塘，仿佛它眼眶中滿盈的淚水。
　　這已經是它第二次被人類干掉了。
　　王安石對這項政績很是得意，特意寫了一首《書湖陰先生壁》以為紀念：“茅檐長掃凈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眱缮绞晴娚健⒏仓凵?，這一水，即是玄武湖。昔日那煙波浩渺的大湖，成為“護田繞綠”的條條水渠，多好啊。
　　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可惜對城市規(guī)劃缺乏了解。沒了玄武湖，城市的排水功能受到極大限制，一下雨就澇。這個麻煩從宋代一直持續(xù)到元代，以至于元廷不得不先后兩次重新疏浚。在鐘山附近開河道，重新蓄水還湖，才算讓玄武湖稍微緩過來一點。
　　一直等到大明皇帝朱元璋定都應天府之后，他著手對玄武湖——那會兒其官方名字已被定為后湖——做了一次大改造，才使之恢復到最盛時三分之一的格局，夠資格重新稱湖了。
　　聽到這個消息，一身傷痛的后湖挺高興，覺得自己總算否極泰來。大明的首都近在咫尺，肯定會在我這兒建個行宮林苑什么的吧？過去的奢華好日子，眼看就要回來啦！
　　它沒高興多久，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離奇的命令：封湖。
　　隨著皇帝一聲令下，大批軍隊沖到后湖水畔，把附近百姓毫不留情地驅趕出去，硬是在京城腳下隔離出了一塊戒備森嚴的禁區(qū)。
　　也許只是臨時性的管制措施吧？后湖這樣猜想。
　　它萬萬沒想到，這次封湖持續(xù)了不是一年，不是五年，而是將近三百年，幾乎與大明的國祚等長。終明一代，后湖從未對外開放過，成為大明最神秘的區(qū)域之一。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大明朝廷如此大動干戈，把這座命運多舛的湖封禁如此之久？是風水考量？是靈異作祟？抑或湖底鎮(zhèn)壓著什么不得了的怪物？
　　以上答案都不對。
　　想搞清楚大明封禁后湖的原因，就得先牽扯出一個歷代帝王都為之殫精竭慮的大題目。
　　讓咱們先把玄武湖擱在一旁，視線稍微放遠一點，看向公元前206年的咸陽。
　　在這一年的十月，大秦首都咸陽出了一件小事。
　　不，我不是說鴻門宴，它是件大事，還沒發(fā)生。
　　這件小事與鴻門宴相比，毫不起眼，在史書里只有簡單的幾句話，閱讀時很容易一眼滑過去。但對風起云涌的秦末亂局乃至后世來說，它卻有著極深刻的影響。
　　這一年，劉邦搶在其他諸侯之前殺入關中，兵臨咸陽。秦三世子嬰手捧玉璽出降，秦帝國徹底土崩瓦解。這群沛縣窮漢進入大秦國都之后，立刻被其繁華富庶迷花了眼，紛紛沖進各處府庫去搶金帛財寶。就連劉邦自己，也賴在秦宮里不愿意出來。這里多美好啊，有精致滑順的帷帳，有名貴的萌犬和駿馬，有琳瑯滿目的寶物，還有不計其數的美女。
　　在這場狂歡中，只有一個人保持著無比的冷靜。他叫蕭何。
　　跟那些出身市井的同僚相比，這位前沛縣官員有著豐富的行政經驗，他知道，對這個新生政權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蕭何穿過興奮的人群和堆積如山的財貨，來到大秦丞相、御史專屬的檔案庫房。這里門庭冷落，因為里面沒有珠寶金玉，只有天下諸郡縣的戶口版籍、土地圖冊、律令等文書，沒人對這些寫滿枯燥數字的竹簡有興趣。
　　蕭何下令將這些資料進行清查、分類，然后一一打包好。
　　沒過多久，劉邦去鴻門參加了一次酒宴?；貋硪院?，他一臉晦氣地吩咐諸將收拾行李，準備退出關中。緊接著，項羽大搖大擺地闖進咸陽，他趾高氣揚地告訴劉邦：“你去漢中當個漢王吧?！比缓蟀讶齻€秦軍降將章邯、董翳、司馬欣封在秦嶺北邊，牢牢地鎮(zhèn)在漢中與中原之間。
　　劉邦大怒，漢中又小又窮，道路險峻，再加上這么三道枷鎖，明擺著不打算讓自己翻身?。∷南?，干脆賭一把，帶兵去跟項羽拼一場算了。周勃、灌嬰、樊噲幾名部下輪番相勸不果，這時蕭何站了出來，問他：“去漢中稱王，跟死相比哪個慘？”劉邦說：“廢話，當然是死更慘。”蕭何說：“現在咱們跟項羽打，鐵定是百戰(zhàn)百敗，純屬作死；您何妨學學商湯和周武，先去漢中隱忍一陣再說?！?br/>　　劉邦看著蕭何，覺得他話還沒說完。
　　隨即蕭何講出一段詳細規(guī)劃：“臣愿大王王漢中，養(yǎng)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br/>　　估計劉邦聽完這話，肯定下意識地反問了一句：“憑什么？”
　　你的戰(zhàn)略規(guī)劃聽著很棒，但具體怎么落地？憑什么“養(yǎng)其民”，憑什么“收用巴、蜀”，又憑什么定三秦、圖天下？
　　蕭何微微一笑，就憑我從咸陽帶出來的那些戶籍檔案。
　　可不要小看這些其貌不揚的簡牘，它們蘊含的力量，比名將精兵更加可怕。
　　戶籍的雛形，早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時就已經出現了，春秋時代亦有書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個完整體系的，是赳赳老秦。
　　【注釋】唯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語出《尚書·多士》。西周初，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攝政，決定在洛邑建立新都，即后來的東都。但殷商遺民不愿隨遷，周公便告誡他們，“你們殷人的祖先，是有冊書典籍的，記載著成湯革夏命的道理（如今周也革了殷的命）”。由此可知，殷商時期已經有了官方檔案冊典，惜尚未知其具體形式。我國有據可查的最早文字為甲骨文，《英國所藏甲骨集》說“貞登人乎涿”（在涿這個地方登記人口），可見，在殷商時期，已經有了嚴密的人口登記制度，登記造冊，以實行管理，成為后世統(tǒng)治者效法的榜樣。
　　自商鞅以來，秦國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綿密細致而著稱，特別熱衷于大數據?！渡叹龝防锪信e了國家興盛需要掌握的十三類數據：官營糧倉、金庫、壯年男子、女子、老人、兒童、官吏、士、縱橫家、商人、馬匹、牛，以及牲口草料。其中對于百姓數據的搜集，必須倚重戶籍的建設與管理。
　　到了秦始皇時代，郡縣制推行于全國。從一郡、一縣到一鄉(xiāng)、一里乃至每一戶，官府都有詳盡記錄。你家里幾口人，年紀多大，什么戶籍類別，多高的爵位，何年何地遷來，何年傅籍，養(yǎng)幾匹馬、幾頭牛，耕種的地在哪兒、多大，種的什么作物，稅要交多少，等等，記錄得清清楚楚。
　　而且相關檔案每年還要進行更新，由專門的上計人員送到咸陽留存，以便中央隨時掌握地方情況。
　　這套制度，在秦始皇時期一直保持著高效運轉，到了秦二世時期，各地官府出于慣性也一直在執(zhí)行。蕭何在官府里當過主吏掾，對這些東西再熟悉不過。
　　【注釋】主吏掾：秦朝縣令的屬吏，漢朝改為功曹，主管衙署內所有吏員，有考核、裁汰之大權，故有主吏之稱。掾，原為佐助之意，后為副官或官署屬員的通稱。蕭何曾任秦沛縣（今徐州沛縣）主吏掾，能經常接觸各種不同的業(yè)績數據，每種數據干什么用的，各種數據背后是什么情況，他都一清二楚。
　　當蕭何把它們獻給劉邦時，一瞬間，整個天下都變得透明。
　　無論是南?？さ蔫蠞{種植面積、成都的蜀錦產量，還是瑯玡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壯丁總數，翻閱一下，一目了然。想知道整個河東地區(qū)的牲畜總數？想看看關中有多少鐵匠作坊？翻閱一下，探囊取物。
　　劉邦手持竹卷，足不出漢中，便可以閱盡天下虛實。
　　如《里耶秦簡》編號k17，一家人的姓名、排行、關系非常清晰。
　　對于一位志在天下的王者，這實在太重要了。
　　知道了壯丁數量，可以算出能動員的士兵和民夫；了解了牲畜多寡，可以合理分配運力；查閱了作物產量，便對糧草的征發(fā)心中有數；掌握了地形圖冊，也就明確了對該地區(qū)的用兵方略。哪個郡有鐵礦，可以冶煉軍器；哪個縣有草藥，可以平伏疫??；哪個鄉(xiāng)可以提供獸筋膏脂，多長時間送到哪里，道路狀況如何……種種信息，都隱藏在這一片片簡牘之中。
　　要知道，戰(zhàn)爭的勝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后勤表現。后勤最重視的并非武勇，而是精準統(tǒng)籌。精準統(tǒng)籌的前提，則是翔實豐富的數據。可以這么說，在戰(zhàn)略層面的對局中，拼的不再是韜略，而是資源利用率。誰的數據掌握更精準、誰的物資調配更有效率，誰就是最后的勝利者，即所謂“大勢”。
　　蕭何從咸陽運走的簡牘檔案，正是戰(zhàn)略對決中必不可少的。
　　劉邦偶爾犯渾，但大事上絕不糊涂。他立刻領悟到這些簡牘蘊藏的威力，心下大定。《漢書》記載，他聽完蕭何的勸說后，就回了一個字：“善。”幾百年后，劉備聽完諸葛亮的《隆中對》，也只回了同樣一個字，他的內心，未必不是在效仿高祖。
　　劉邦不再執(zhí)著于跟項羽爭霸，收拾行李高高興興出發(fā)了。抵達漢中之后，他拜蕭何為丞相，主抓內政，坐鎮(zhèn)后方。沒過幾年，劉邦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揭開了楚漢相爭的序幕。
　　在漫長的中原爭霸期間，項羽就像是一尊浮在空中的無敵戰(zhàn)神，每一次揮動武器，都把劉邦伸過來的藤蔓砸得粉碎?？蛇@些藤蔓的根部緊緊吸附于大地，源源不斷地從土壤里榨取營養(yǎng)，一次又一次重新生長，伸展，糾纏，韌勁十足。
　　慢慢地，戰(zhàn)神開始疲憊，藤蔓的數量卻有增無減。它們被打斷了無數次，可總能卷土重來。戰(zhàn)神想落在地上喘息片刻，卻驚訝地發(fā)現早已無立足之地，四面八方都被藤蔓密密麻麻地爬滿……接下來的故事，人人皆知。
　　如果說那些名將是藤蔓的枝，那么蕭何就是藤蔓的根。
　　“鎮(zhèn)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边@是劉邦給蕭何做的工作總結。這些工作沒有沖鋒陷陣那么華麗激烈，也沒有運籌帷幄那么驚艷燒腦，只是無休止地和數字搏斗的瑣碎。它沒法保證漢軍在戰(zhàn)場之上連戰(zhàn)連捷，但可以讓漢軍在戰(zhàn)場之外始終不敗。
　　【注釋】據《華陽國志》所載，劉邦“自漢中出三秦伐楚”之時，“蕭何發(fā)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蕭何這位同志不僅負責了信息搜集工作，還擼起袖子把收稅、后勤的活都給干了，打仗的錢也都是他弄來的。所以最后，劉邦說他是首功之臣。
　　于是項羽百勝而后一敗，劉邦百敗而后一勝，江山遂告易手。
　　劉邦對這一切，看得非常透徹。他稱帝之后，論功行賞，把負責后勤工作的蕭何排在了首功。
　　若沒有蕭何當初從咸陽果斷運出的那一大批無人問津的檔案，這種奇跡般的運營效率簡直無法想象。善戰(zhàn)者無赫赫之功，這些不顯山不露水的戶口版籍，才是真正的第一功臣。司馬遷為蕭何這個行為做了總結：“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br/>　　當然，這些咸陽老檔也并非萬能。
　　秦末戰(zhàn)亂時間太長，以致中原凋敝不堪。劉邦在自己下的詔書里承認：“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這個“名數”，顏師古解釋說是“戶籍”?！安粫麛怠?，是說老百姓都跑光了，戶籍管理體系已然崩潰。
　　【注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語出《漢書·高帝紀》。古之為盜者，多保據山澤，占山為王，漢儒賈山曾言，秦“群盜滿山”。漢高祖劉邦十分清楚，之前戰(zhàn)亂年代，百姓多離家逃難，聚集在山澤之間，沒有戶籍，不受管控。據《漢書·嚴安傳》所載，秦朝末年，連年戰(zhàn)亂導致人力缺乏，真的是把女人當男人使，把男人當牛馬使。死個把男人不要緊，我們還有女人呢！運輸隊里面都是女的。又據《漢書·食貨志》所載，經過戰(zhàn)亂，許多大城名都的在籍人口，只有原來的十分之二三。不但普通百姓的生活沒有保障，天子的日用也無法滿足，出趟門連四匹純色的馬都湊不齊！
　　咸陽老檔可以提供一些歷史數據以為參考，卻沒辦法繼續(xù)更新數據。
　　但不更新又不行。
　　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維持一個國家，比占領一個國家更難。
　　新生的漢家王朝想要延續(xù)下去，得先搞清楚人口數量，把流民趕回到田地里去，固定稅基；有了稅賦徭役，政權機器才能運轉，實行有效統(tǒng)治。想做到這些，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戶籍制度和配套法律是絕對不行的。
　　這個難題，劉邦自然而然地交給蕭何去解決。
　　漢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蕭何便迫不及待地動手進行了一次全國人口大普查，“初為算賦”，然后以此為基礎，搞出了一套叫作《九章律》的法典。
　　這個法典是以秦六法為基礎，在《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之外，又補充了《戶律》《興律》《廄律》三部法律。這其中的《戶律》，正是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架構出的一套戶籍制度。
　　【注釋】《戶律》里面規(guī)定，每個人都必須自覺上報自己的年齡。如果歲數太小，又沒有父母或其他監(jiān)護人，那么就要當地的官員估個數，替他上報。如果報年齡的時候，虛報達到三歲以上，就要罰錢。制定這條法律，是因為經驗豐富的蕭何事先就考慮到，有些人會虛報自己的年齡，不愿意被登記為“丁”，以逃避賦稅和徭役。后來，曹參繼承了蕭何的職位，就隨便混混日子，天天喝個小酒什么的。人家問曹參你干活怎么這么不積極??？曹參說蕭何制定的規(guī)矩太好了，我還要費什么腦子呢？后來這成了一個成語，叫“蕭規(guī)曹隨”。
　　這套體系展開來說，是個非常大的話題。簡單來講，漢戶律“計家為戶，計人為口”，以一戶作為基本單位。戶籍要開列戶主以及家庭成員的籍貫、爵位、年齡、性別、相貌膚色、健康狀況等。還要對家庭財產進行登記，一戶有多少田畝、多少奴婢、多少牲畜，一一寫明。
　　該戶的賦役數額和戶口級別，皆據此而定。
　　每年八月，老百姓還要向當地官府主動申報戶口變動情況，謂之“案比”。每隔三年，各級官府就要把手中的人口數量、年齡、墾田、稅收、官吏數量做一個統(tǒng)計，鄉(xiāng)里交縣里，縣里交郡國，最終匯總成“計簿”，再派專人遞交中樞。
　　中央這邊接到“計簿”，由御史先審核一輪，確認數字沒問題，再提交給丞相。有了這些數據，朝廷可以保證稅收，也可以借此控制民眾流轉，進一步增強中央集權。
　　這都是秦法搭建起來的運作框架，由漢律來落地實行。
　　確定了田地數量，稅賦就有了出處；確定了人口數量，徭役就有了來源。這兩樣掌握住，政權就穩(wěn)了。用《大學》里的話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這套體系不光讓西漢渡過了初期的難關，逐步走向強盛，還深刻地影響到了后世。
　　自漢以后，隨著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每一個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獨特的戶籍管理體系。比如東晉分本土黃籍和僑民白籍；唐分天下戶口為九等，三年一團貌；宋代分有常產主戶和無常產的客戶，又分坊郭（城市）戶和鄉(xiāng)村戶，等等。但萬變不離其宗，無論細節(jié)如何變遷，其運作的基本邏輯，始終不曾偏離蕭何的《戶律》精神，總結下來就八個字——收稅有據，束民有方。
　　【注釋】東晉的戶籍制度：西晉因著八王之亂、永嘉之禍而亡國，瑯玡王司馬睿在南渡過江的中原士族與江南士族的擁護下稱帝，國號仍然為晉，史稱東晉。東晉政權偏安江南，中原之地陷入被胡人分裂的混戰(zhàn)之中。北方世家大族、百姓紛紛渡江南遷，稱為僑人，散居在僑立的郡縣中。據《隋書·食貨志》所載，本來戶籍無黃、白之別，皆是黃籍，但南渡而來的僑人被允許攜帶其北方原來的籍貫，故產生了白籍。持白籍者可以不向官府納稅服役。僑人越來越多，必然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負擔，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造成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故出現了旨在把僑人變?yōu)槟戏酵林藨舻耐翑啵謴蛻艏疅o黃、白之分的舊狀，擴大征稅、服役人群。
　　唐代的戶籍制度：據《舊唐書·食貨志》所載，唐高祖年間，凡天下戶口，量其資產，定為九等，每三年編造一次。編造戶籍時，地方官吏必須親自檢閱人丁的形貌，將結果記錄在冊。因各地常集合五黨或三黨為一團進行，故稱為團貌。團貌要耗費相當可觀的人力，所以，在戶籍編制正常的情況下，貌閱的重點對象為與賦稅制度密切相關的五個年齡段的男子，以及可以免除賦役的三種不同程度的殘疾人。
　　宋代的戶籍制度：宋代戶籍有主戶、客戶之分。主戶，又稱稅戶，指有田產、稅錢或家業(yè)錢的民戶，根據地域、田產的不同，分為五等，使之在負擔差役、雜稅等方面有所區(qū)別。上戶承擔重難差役，中下戶承擔較輕的差役?？蛻簦卜Q佃客，指沒有土地、常居主人之家、為人傭耕的佃農。官府出于征發(fā)勞役的需要，將客戶也登記在冊。坊郭戶和鄉(xiāng)村戶大約始于宋朝初年，其實就是城鎮(zhèn)戶口和鄉(xiāng)村戶口。兩種人交的稅不一樣，城鎮(zhèn)戶口又有錢的，就要交更多稅。不管是城鎮(zhèn)戶口還是鄉(xiāng)村戶口，都有主戶和客戶之分。主戶是城市里的有房一族，客戶則是租人家房子、店面的那些人。
　　一個政權掌握的戶籍數據越詳細，天下就越透明，統(tǒng)治也越穩(wěn)定。
　　因此我們會看到，歷代王朝肇造，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永遠是統(tǒng)計天下，修造版籍。這事搞不定，啥也干不了。
　　不過建戶籍這事吧，說難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
　　戶籍檔案有一定的繼承性。如果你前頭趕上一個靠譜政權，規(guī)則設計完備，資料保存完整，能省不少事。比如劉邦，有現成的秦法可以參考，又有蕭何保留下來的秦檔，很快便能進入狀態(tài)；司馬炎運氣更好，魏、蜀、吳三國皆襲用漢制，三分歸晉之后，三家戶檔可以直接合并；大唐之前，有隋朝幫它“大索貌閱”，收拾流民和隱藏戶口；大宋之前，后周已把基層建設得差不多了，趙匡胤黃袍加身，照單全收便是。
　　跟這些幸運兒相比，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可就沒那么好的運氣了。
　　因為他要面對的，是奇葩前任留下來的一個大爛攤子。
　　元代是一個非常奇葩的朝代，它的戶籍體系叫作“諸色戶計”，以繁復而著稱。有按職業(yè)分的，如軍戶、民戶、匠戶、鹽戶、窯戶、儒戶、打捕戶、樂戶、織戶、采珠等等；有按貢賦內容分的，如姜戶、藤花戶、葡萄戶；有按照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宗教信仰分的；還有為了服務于貴族而設立的投下戶、怯憐口戶；再往下細分，還能分成草原兀魯思封戶、五戶絲食邑戶、投下私屬戶、投下種田戶等等；甚至還會細分到負責侍奉貴族老年生活的養(yǎng)老戶，負責供養(yǎng)皇親國戚的江南鈔戶，給公主和王妃當嫁妝的從嫁民戶，隸屬于寺院的永業(yè)戶；等等。
　　順便一說，同一類戶籍下面，還按財產數量分為九個級別。
　　再順便一提，不同類別的戶籍，歸屬不同的管理機構，沒有統(tǒng)一的協(xié)調機制。比如探馬赤軍戶歸奧魯官管理，匠戶歸戶部管理，僧道戶歸宣政院管理，投下戶則是不同的宗王貴戚私有之物，江南鈔戶名義上歸戶部管，稅收卻要上交諸王與駙馬們。
　　在沒發(fā)明電腦的年代，想把如此錯綜復雜的戶籍體系理清楚，就是一百個耶律楚材也沒辦法！忽必烈在中統(tǒng)元年（1260年）曾經試著搶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蛇@種種錯綜復雜的關系，讓他這次“閱實天下”的目的沒有實現，反而弄得更亂了。
　　跟繁復的戶籍體系相對應的，元代的戶籍管理也極其簡單粗暴。
　　馬可·波羅在游記第二卷里，講過一段他在杭州的見聞：“每家的父親或家長必須將全家人的名字，不論男女，都寫好貼在門口，馬匹的數目也一樣要載明。如有人死亡或離開住所，就將他們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單上?！?br/>　　雖然他是以贊賞的口氣來描述的，但讓秦漢唐宋的戶籍官吏看到這個場面，能吐出一口血：這管事的得多懶多糙，才會這么干?。?br/>　　這還是在一線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所以元代的戶籍管理，其實算得上放養(yǎng)。
　　如此破爛粗放的一部機器，一直磕磕碰碰地運轉了百年。元末戰(zhàn)亂一起，它便徹底趴窩崩潰。用史書上的話說就是：“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
　　【注釋】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據《明史·食貨志》所載，元朝末年時局動蕩，多死傷禍亂之事，官方的戶籍和田畝賬冊多有亡佚，賦稅征收沒有根據。據《明實錄》所載，直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朝廷才統(tǒng)計出全國人口的數字。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來接盤的朱元璋，可發(fā)了愁。他望著那一堆冒著狼煙的機器殘骸，蹲在地上嘆了口氣：這飯啊，夾生了。
　　元代戶籍實在太亂，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盤繼承；可徹底拋開另起爐灶，難度也極大。廢棄不是，繼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對這個復雜局面，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步試探著來。
　　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他在南直隸諸府和江西三府搞過一個叫作“均工夫”的試點制度。規(guī)則很簡單，按田地數量征賦役：每一頃地，出一個壯丁，農閑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夠一頃，可以幾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錢雇佃農去服役。
　　這是一個無奈的折中做法。因為那時老百姓跑得到處都是，沒有戶籍來制約。官府干脆不按人頭征稅，而是把賦稅折到田里。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總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還發(fā)布詔書說：“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令官司送納。”這是在向民間征集散落的元代戶籍殘本。緊接著，第二年，朱元璋又宣布：“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br/>　　【注釋】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令官司送納：戶籍賬冊還是有根有據為好，朕已下令總兵官注意征收元時戶籍殘本，或者它們已經失散于軍、民之間，如果能找到的話，允許地方官府送交上來。
　　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每個人的戶籍必須以原先的戶籍為準，不得擅自改變。萬歷年間，《大明會典》重申，所有軍人、農民、驛站工作人員、鹽場工人、醫(yī)生、天文星象觀察者、工匠、樂工，都不可以擅自轉行。如果偷偷改變戶籍記載的職業(yè)，想換輕松工作的，抓住你就要打八十杖。
　　你在元代是什么戶籍，現在還是什么戶籍，別自己亂改。在新戶籍建起來之前，權且用舊戶籍管著，先把人攏住了再說。
　　無論是“均工夫”還是“原報抄籍”，都只能臨時救個急。真正想讓大明長治久安，還得盡快把新的戶籍體系建起來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葉伯巨，他把這個道理說得特別直白：“夫有戶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賦稅增?！?br/>　　為此朱元璋輾轉反側，到處開會調研，最后還真讓他尋到一個辦法。
　　寧國府有個叫陳灌的知府，在當地搞了一個戶帖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覺得這個建戶籍的法子特別好，又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完全可以作為樣本在全國推行。他決定拿來先用用看。
　　時間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對大明來說是個特別重要的年份。在這一年，朝廷相繼出臺了各種政策，重修了官員殿陛禮法，制定了王府官制、五等勛爵，明確了明代科舉的框架。一個新生政權，正緩緩走上正軌。
　　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頒布了一道圣旨，鄭重宣布戶帖制在全國推廣上線。
　　“戶帖”這個詞不是明代原創(chuàng)的，它最早見于南齊，在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里時?？梢姡且环N催稅到戶的術語。不過在明代，這個“戶帖”的內涵卻變得很不一樣。
　　不光內涵不一樣，連口氣都變了。
　　朱元璋的這道圣旨，在中國的皇家文件里極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圣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見之后，都會交給專家潤色一番，使之駢四儷六、辭藻雅馴，看起來高端大氣上檔次。而朱元璋的這份“戶帖諭”，卻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諭”。
　　圣旨是這么說的：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戶口不明白俚（哩）。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們）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里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做（作）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們）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做（作）軍。欽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圣旨寫得近乎純大白話，讀起來特別寒磣。
　　這個文風，其實不是朱元璋首創(chuàng)，乃是脫胎于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發(fā)布命令多用蒙語，會有專門的譯員逐字逐句直翻成漢文，再交給文學之士進行文言修飾。有時候事起倉促，省略最后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種特別生硬的口語話文牘——硬譯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時候，詔書就是這種風格：“（我）從著眾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眾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br/>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統(tǒng)臨戎錄》，里面用硬譯體記錄了大量蒙古人的對話，特別有趣。
　　說回正題。
　　朱元璋為啥要用這么奇怪的白話文？不是因為朝中無人，而是因為他受夠了那些文縐縐的套話空話。
　　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給朱元璋上奏疏，前后一萬七千字。朱元璋讓人念，一直念到六千多字，還沒進入正題。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過來痛罵一頓。這位皇帝態(tài)度倒真認真，罵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著念，念到一萬六千五百字，才聽見干貨。
　　茹太素用最后五百字說了五件事，件件見解都很精到。朱元璋感慨說：“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之忠矣。嗚呼！為臣之不易，至斯而見?！?br/>　　后來朱元璋為了防止忠臣被誤傷，特意把公文要求寫在《大明律》里：“陳言事理并要直言簡易，每事各開前件，不許虛飾繁文。”
　　在國家級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話，也算朱元璋身體力行做的一個表率。
　　回過頭來繼續(xù)看朱元璋這份圣旨，拋開文風不說，它的內容相當務實。里面沒任何虛頭巴腦的廢話，條分縷析，每一句都是干貨，把戶帖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
　　那么，戶帖制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運作？咱們不妨把整個執(zhí)行流程走上一遍，就明白了。
　　第一步，當然是皇帝下發(fā)一道大白話圣旨到戶部，給政策定下基調。
　　第二步，戶部根據文件精神，設計出標準戶籍格式尺寸，叫作戶帖式。戶部規(guī)定：“戶帖”的用紙長一尺三寸，寬一尺二寸，邊緣還綴有一圈花卉裝飾。
　　這個尺寸，可不是隨便定的。
　　早在晉代，朝廷制作戶籍時已有規(guī)定，要求用一尺三寸札。因為當時沒有線裝書，而是卷軸裝。紙與紙之間左右相連，形成一條長幅，因此寬度不限，只需要規(guī)定長度即可。
　　到了明代，裝幀方式已和現代無異，頁頁相疊，因此需要把長、寬都規(guī)定出來。將長度定為“一尺三寸”，也算是一種從古。
　　看完尺寸，咱們再來看正文格式部分。
　　正文分成左、中、右三塊。在最右邊，印制洪武皇帝剛才那段白話圣旨，前面添加一句“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圣旨”字樣。一來申明此乃皇命；二來警告百姓要如實申報，否則要充軍；三來提醒經手官員，如果他們違法徇私，也要處斬。
　　中間部分，是戶帖主要內容，要寫明該戶的鄉(xiāng)貫、男子丁口、女子口、名歲、與戶主關系、戶種、事產、住址等信息。
　　最左邊，是留給官員簽字之用。朱元璋對這次推行極為重視，要求每一級都要有經手官員的簽押，以便追溯責任。所以每一份戶帖的簽字，都是從戶部尚書鄧德開始簽起，接著是副手左侍郎程進誠——當然，這兩位的簽押都是提前印制好的，否則他們也甭干別的事了；隨著戶帖一級級下發(fā)，會有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依次簽在后頭。
　　這是中央部門簽發(fā)部分。在戶帖背后沿邊還留有空白，以便地方執(zhí)行官員簽下花押：從知縣、縣丞、司吏、典吏到書手、里保，一個都不能少。
　　調閱任何一份戶帖，都能查到從中樞到執(zhí)行小吏這一整條文件流轉的路線。哪一環(huán)節(jié)出問題了，抓起責任人來十分方便。
　　每一份戶帖，都要一式兩聯。首一聯叫作籍聯，次一聯叫作戶聯。前者交給官府留底，后者給百姓家里留底。在籍、戶二聯之間的騎縫處，要印有字號以作為堪合之用，還要蓋上一個戶部騎縫章，每聯恰好各留半個印。這樣一來，官、民各有一份，最大程度防止偽造。
　　從一份戶帖式上的設計可以看出，大明朝廷著實下了一番苦心。逐級簽字，騎縫用印、編號堪合，籍戶二聯，盡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僅此一點，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第三步，戶部把設計好的戶帖式下發(fā)給官辦印坊，依照樣本批量印制，然后分發(fā)到各地州縣，并規(guī)定了繳還時間。
　　第四步，各地州縣接到空白戶帖之后，必須由正印官員擔任提調官——這個提調，是臨時差遣頭銜，和后來負責教育的行政職務不一樣。他的工作是張貼文告，曉諭百姓，讓他們早做準備，還要對屬下官吏進行培訓。
　　接下來，提調官成立工作小組，親自坐鎮(zhèn)監(jiān)督，下級官吏帶著空白戶帖，分赴各地基層去執(zhí)行落地。
　　第五步，衙門小吏和當地里正逐家去敲門送帖。百姓大多不識字，需要口頭申報，小吏當場填寫資料，并由熟悉內情的里正審核、作保。三方確認無誤，小吏會撕下其中的籍聯部分，帶回衙門，與其他籍聯匯總；剩下的戶聯部分，交還百姓自家留底，叫作戶帖。
　　這個制度之所以叫戶帖制，就是從戶聯這兒來的。
　　第六步，所有填好的籍聯，在衙門匯總統(tǒng)計，要算明戶口、人口、丁口、田產幾項數字的總額，連同原始資料一起遞交給上級，自己復制一份留底。這么一層一層磨算，逐級匯總到戶部。戶部呈遞到朱元璋手里的，就是一份全國總戶口、總人口、總適齡壯丁以及總耕種田畝數的概算報告。
　　有了這個東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便不存任何秘密了，透明可見。他可以隨時看到一個地區(qū)的總數據，如果愿意，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戶的情況。
　　但你們以為這就完了嗎？
　　老朱對官僚一向不大放心，總怕有人從中舞弊徇私。他對老百姓更不放心，民間隱瞞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如果放任不管，等于白干。
　　因此他特意設計了一個制約舞弊的手段。
　　第七步，朱元璋動員了一大批軍隊系統(tǒng)的文書人員，分散到各地去審核抽查，術語叫作“駁查”。用圣旨里的話說就是：“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里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br/>　　這些大頭兵和地方不是一個系統(tǒng)，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如果軍隊駁查出戶帖數字與實情不符，哪一級出了問題，就要哪一級官員的腦袋。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隱瞞，那就發(fā)配去充軍。
　　第八步，軍隊駁查完畢，也提交一份報告給皇帝，和戶部報告并讀。大功告成。
　　說了這么多，那么這個戶帖到底什么樣子？
　　讓我們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戶帖實物，看看都填寫了什么吧。
　　從圖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最右側，是朱元璋的大白話圣旨，占了將近一半的紙幅。在圣旨結尾還有一行字：“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堪合戶帖付本戶收執(zhí)者。”
　　這是在宣讀戶主的權利和義務，提醒他有權收到一份戶籍副本，上面還有一半官印可以驗證真?zhèn)巍?br/>　　圣旨之后進入正文：
　　一戶，林榮一。
　　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xiāng)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
　　計家五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歲；不成丁一口，男阿壽，年五歲。
　　婦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歲；女阿換，年十二歲；次女阿周，年八歲。
　　事產：屋，一間一披；田，自巳民田地，六畝三分五毫。
　　從這些信息可以看出，這是個典型的小自耕農家庭，一家五口，一間房子幾畝田地，勉強糊口度日，家庭地址在嘉興府下轄的某一個鄉(xiāng)村里。
　　再往左邊看，是兩行字：“右戶帖付民戶林榮一收執(zhí)，準此。洪武四年月日”。說明這份文件是戶聯，給戶主留底。
　　在“洪武四年”的左邊，有一排殘字，只余左半邊：“加字壹佰玖拾號”。這個是騎縫字號，另外一半字在籍聯上面，已被扯去交官。萬一起了糾紛，官府就會調來籍聯和戶聯對比，騎縫字號能對齊，說明是真的。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還有負責官員的花押，一共有六個。不過具體是哪些官員的手筆，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
　　在左上角，還能看到一個“部”字。另外一個字是“戶”，留在了籍聯上。具體操作手法是，把第一聯卷起來，讓“戶”字和下一聯的“部”字恰好平齊，蓋上騎縫大印。如此操作，兩聯各留一半鈐記，功能和字號一樣，還兼具認證功能。
　　這樣一來，官府和民眾各執(zhí)一份。不光官府可以用它來管理，民眾若碰到家產糾紛，也可以以此為證據，去調官府的原始記錄，最大限度地杜絕了偽造、篡改的情況。
　　這份戶帖，可以說設計得相當周詳了。
　　不過細心的朋友可能會覺察到，這個戶帖里有兩個不太容易發(fā)現但事關政策成敗的小問題。
　　大家不妨停在這里，想上五分鐘，再繼續(xù)讀下去。
　　戶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么？是征收賦稅。而中國古代的賦稅依據除了人丁之外，還要看田地的多寡。
　　不，這個說法還不夠準確。
　　稅賦依據，不只要看田地多寡，還要看田地質量。
　　河邊的田地和山坡上的鹽堿地，即使面積相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樣，產出大不相同；麥田和桑田，即使面積相同，收稅種類也要有區(qū)別。如果不加區(qū)別，只以面積來收稅，小則造成紛擾，大則激起民變。
　　早在春秋時代，楚國令尹子木整頓田制時，就注意到要考慮田地肥瘠不同，要“量入修賦”。王安石變法時，有一項方田均稅法，將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每等稅負各不相同，多占良田者多繳，少占貧田者少繳。
　　將田地分級，是土地管理實踐中的重要一環(huán)，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稅賦公平，減輕貧民負擔。
　　可在剛才那份戶帖里我們可以看到，林榮一家里那六畝三分五毫的田地，只是簡單地登記成“自巳民田地”。這塊土地種的什么作物、肥沃程度如何，戶帖里一概沒寫，甚至連所在位置和形狀都沒提。
　　這讓朝廷以后怎么收稅？
　　也許會有人指出：土地資料都是單獨編成魚鱗圖冊，你在戶帖里當然看不到。
　　魚鱗圖冊是一種土地登記簿，里面會將所有者的田、地、山、塘一一標明，繪成圖形。一片一片的地圖狀如魚鱗，故而得名。它始見于宋代婺州，在元代開始流行于兩浙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是國家厘定稅賦的重要參考。
　　但問題是，朝廷開始大規(guī)模修造魚鱗圖冊，是洪武十四年之后的事。在洪武三年、洪武四年推廣戶帖的過程中，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清查田地的意圖。
　　這太奇怪了，元末的狀況明明是“版籍多亡，田賦無準”，說明戶籍和田籍都散失了。朱元璋既然已經搞了全國人口大普查，為什么不摟草打兔子，順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干嗎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后才做？
　　其實，這不是疏漏，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務實穩(wěn)重之處。
　　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嗎？想！他做夢都想。
　　拜元末弊政所賜，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攤爛賬，基層瞞報土地的情況十分嚴重。像湯和、李善長這種級別的功臣，都曾因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過申斥，可想而知當時的風氣。
　　隱田藏匿得多，稅賦就交得少。稅賦交得少，新生的大明政權就要出問題。朱元璋當然希望盡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早在洪武元年，他已動過清查土地的心思，要求戶部“核實天下土田”。
　　但具體到執(zhí)行層面，從皇帝到戶部尚書都在發(fā)愁。
　　太缺人才了。
　　清點人口比較簡單，執(zhí)行人員懂得加減乘除就夠了；清丈田地卻是一個高難度的技術活，因為田地不可能全是規(guī)整的方形，經常會有圭、邪、箕、圓、宛、弧之類的田地形狀，執(zhí)行人員得精通方田之術，才能精確測量出面積。
　　何況它還是個情商活。地方上的勢力盤根錯節(jié)，互相包庇，執(zhí)行人得足夠精明，才能從狡黠的地方豪強嘴里挖出隱田來。
　　國初百廢待興，朱元璋手里暫時還沒有那么多人才儲備。
　　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朝廷決定要整頓浙西的土地，勉強湊了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核田，這還是因為浙西是賦稅重鎮(zhèn)的緣故。至于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qū)，只能“分遣監(jiān)生并秀才丈勘北方田地”，瞧瞧，連國子學的人都抽調出去了。至于其他地區(qū)，中央連使者都派不過去，只能發(fā)一紙圣旨，讓各個地方自行“擇邑從事之賢者”“新具圖籍”。
　　上頭的窘境，各地都看在眼里。好，你顧不過來，那我就慢慢拖唄。比如蘇州府，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務，他們交齊全府魚鱗圖冊的時間，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
　　即使是派了督查員的浙西地區(qū)，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難重重。
　　浙西乃是膏腴之地，那么多田地，利益關系牽涉極深。當年元廷屢次想在這里清丈土地，結果“緣以為厲民，至有竊弄兵戈子草間者，上下憂之，遂不克竟”，愣是被當地人給攪黃了。后來官府和當地豪強達成一個默契，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冊籍，準不準另說，我不深究你隱報的土地，各自賣個面子，相安無事。
　　這么個復雜的地方，朝廷卻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撒下去連個水花都瞧不見。
　　史書上記載周鑄他們事情辦得還不錯，說“父老咸喜其清明果決，竿尺有準，版帳（賬）不欺”。還有湊趣文人寫了首詩：“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為籍，四海均田喜有圖?！?br/>　　【注釋】父老咸喜其清明果決，竿尺有準，版帳（賬）不欺：語出名士楊維楨《送經理官成教授還京序》。成教授，即前濟寧郡教授成彥明，此次與周鑄同行，前往浙西核田。當地有名望的老年人都十分喜歡這些督查員，覺得他們辦事清明、果斷，丈量田地時很有規(guī)范，編繪的魚鱗圖冊也十分準確，與實際田畝相符。
　　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為籍，四海均田喜有圖：此乃楊維楨采民謠整理成詩，名為《送經理官黃侯還京序》，黃侯，乃黃萬里，也在此次前往浙西核田之列。楊維楨為元末明初之人，詩中洋溢著對新朝治土有方、編繪出魚鱗圖冊的欣喜之情。大明天子龍飛九五之尊，定下南北兩都，山川草木都恢復了生機；三吳本是難以實地考察、丈量之地，田畝難有籍冊，如今，經過這次大規(guī)模測量，四海之田畝都能有圖有據啦！
　　至于實際效果嘛，周鑄有一個同行者叫成彥明，他留下了一段工作記錄：他負責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圖。一個人要兼顧這么多地方，其核田清丈的成色，怎么可能靠譜。
　　可見“竿尺有準”云云，無非是跟當地達成某種默契罷了。你自己報上來，我給你寫下來，大家都別深究。
　　這還是在大明統(tǒng)治的核心地帶，至于外圍各地，更是鞭長莫及。
　　事實上，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形勢上，洪武初年的朝廷沒法徹底清丈全國土地，更別說給土地分級了。對此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里特意強調過：“國初定賦，初但據一時一地之荒熟起科，未嘗有所厚薄于其間。”
　　當然，朱元璋手里還有軍隊，如果要強行清田，也未嘗不能。但一村一縣可以鎮(zhèn)壓，總不能每村每縣都要靠暴力解決。天下初定，民心未附，這么硬搞，必然激起大面積變亂。
　　作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朱元璋表現出了相當大的彈性：既然做不成，就先退一步唄。
　　退一步，海闊天空。退一步，十年不晚。
　　所以在洪武三年開始的戶帖大登記中，他決定只專心普查人口，不去碰“清田”這根高壓線。只讓百姓把手里的田地面積寫清楚，官府做個賬面統(tǒng)計，就得了。
　　可是不清丈土地，又怎么知道它們的面積和產出呢？就算讓百姓自行申報，也得有個參考吧？
　　朝廷用了一個巧妙的民間土法來估算。這法子原來在金華地區(qū)盛行，以產量來估田畝。割麥子的時候，三捻為一把，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為一石。每六十束稻草，則為一擔谷。拿這個經驗公式推算，肥田每畝收谷四擔，瘠田兩擔，可以從產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積。
　　這個經驗公式適用于江南地區(qū)，北方物候不同，算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說有一個姓王的秀才在山東諸城推行的叫折畝法：具體做法是設定一個基準單位，叫作稅畝，好地一畝頂一稅畝，次一點的地，兩畝頂一稅畝，再次的地，三畝才折一畝。通過這種做法，盡量讓稅賦公平一點。后來到了明中后期，折畝法被發(fā)揚光大，通行全國，不過那就是后話了。
　　無論是金華的經驗公式，還是諸城的折畝法，都是折中之舉。朝廷無法核田，又要保證稅收正常運作，只好采取這種粗疏的權宜之計。
　　朱元璋退的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觸情緒會減輕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戶帖給推行下去。他甚至還主動下詔，鼓勵墾荒，說新開發(fā)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聽，好??！舊田地官府現在不追究，新田地還不用征稅，那還不多干點？元末拋荒的大量田地，在這個時期被重新墾殖，生產力迅速恢復。
　　至于戶帖，官府說什么咱能填什么，反正是免費的。
　　老百姓覺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卻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計更長遠。
　　他們不明白，戶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錮在原地。只要人鎖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還不是一句話的事？他們現在開墾的隱田越多，未來朝廷可以征稅的田地就越多。
　　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旨宣布：“陜西、河南、山東、北平等布政司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盡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甭犉饋聿诲e，從洪武十三年開始墾荒的土地可以不用交稅。但再仔細一想，不對啊，很多人從洪武四年開始就開墾土地了，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三年期間的新田，可就這么被國家算進賦稅了。
　　緩行一步的好處還不止于此。
　　經過戶帖推廣這一場全國大普查的洗禮，朱元璋鍛煉出了一大批精通計算又深諳基層內情的官吏。他們具備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豐富的地方行政經驗，技術層面不存在障礙。
　　朱元璋這一招以退為進，既緩解了基層情緒，又推行了政策，還鍛煉了隊伍，為以后埋下伏筆，可謂前后勾連，一舉數得。這般手段，真是面面俱到。
　　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戶帖推行十周年，國家卷土重來，百姓們驚訝地發(fā)現，他們身負戶帖之枷，面對虎狼之吏，已經沒辦法像洪武元年那樣再玩小動作了。
　　真應了那句話，稅收可能會遲到，但從不缺席。
　　咱們再說回那份戶帖里的第二個問題。
　　林榮一的家庭地址，是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xiāng)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
　　注意這個“民”字，指的是林榮一全家的戶籍類型，是“民戶”。在其他幾份流傳下來的戶帖里，我們還能看到“軍戶”“匠戶”等分類。
　　等一等，匠戶、軍戶那些亂七八糟的，不是元代的職業(yè)戶制嗎？大明洪武二年確實搞過一個“原報抄籍”，但那不過是維穩(wěn)的權宜之計，怎么洪武四年的新戶籍里，還有這種鬼東西？
　　元代的這個職業(yè)戶制，是一種歷史大倒退。本來在宋代，因為經濟發(fā)展迅猛，戶口設計趨向于寬松流動。比如“客戶”是沒有常產的戶籍，但如果一個佃農賺到錢買了田產，就可以“復造”戶籍，從“客戶”轉為有常產的“主戶”。
　　元代可不敢這么干，統(tǒng)治者最擔心的是統(tǒng)治被顛覆，所以他們設計戶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限制得越緊越好。職業(yè)戶制下的民眾，世世代代只能從事一種職業(yè)，不可變易。
　　放著宋的好東西不學，干嗎學壞的？
　　朱元璋選擇保留元代的職業(yè)戶制，原因很復雜。
　　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舊職業(yè)戶出身，牽涉復雜，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態(tài)。貿然廢除職業(yè)戶，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明初百廢待興，朱元璋不想在這個上面節(jié)外生枝。所以他在洪武二年，利用能搜集到的前朝舊檔，申明效力，讓職業(yè)戶各安其位——先穩(wěn)住再說。
　　而一項國家政策是有延續(xù)性的，一來二去，職業(yè)戶便從權宜演變成常例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個衛(wèi)所制。龐大的軍隊不再退役，以衛(wèi)所為單位，直接落地變成軍戶。閑時屯田自給，戰(zhàn)時赴戎。而軍人的子弟，世世代代都是軍人。朱元璋對這個設計很得意，自夸說我朝不用征兵，也不用征餉，軍隊自給自足，不驚擾百姓分毫。
　　這些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軍戶”。
　　不過朱元璋總算沒太糊涂。他只把戶籍分為四類：民戶、軍戶、匠戶、灶戶。民戶歸戶部管，軍戶歸兵部，匠戶、灶戶歸工部。還有一些細分小戶種，但總算不像元代那么奇葩。
　　在具體的政策落實上，他也表現出了務實的靈活性。比如在這次洪武三年開始的戶帖大登記中，有一個特別的要求：“不分戶種，就地入籍。”
　　“不分戶種”是說無論民、軍還是匠戶，都要登記，沒有例外，這是全國一盤棋；“就地入籍”是說，當時天下流民逃戶太多，朝廷要求他們返回籍貫所在地，但如果有人不愿意回去，也沒關系，可以在本地落籍，一樣可以授田登記。
　　不過，無論是權宜之計還是規(guī)劃衛(wèi)所，都只是表面原因。其實朱元璋沿用職戶制，歸根到底是因為他的控制欲太強了。
　　這種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別適合維持穩(wěn)定，而穩(wěn)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視的。在朱元璋心里，老百姓最好老老實實待在土地上，別到處溜達生事。
　　不光朱元璋這么想，明清兩代對職業(yè)戶制，也頗多正面評價。比如萬歷年間有一位禮部官員晏文輝贊譽說：“洪武舊本，由（猶）木之根、水之源也，木有千條萬干，總出一根；水有千支萬派，總出一源。人有千門萬戶，總出于軍民匠灶之一籍?！鼻宕膶W者朱奇齡更是進一步分析說：“既有常業(yè)，有令世守之。則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無非各事其事，童而習之，其心安焉，不見異而遷焉?！?br/>　　朱奇齡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綮：你一生下來，職業(yè)就注定了，不會有別的想法，自然不會瞎折騰——此所謂“其心安焉，不見異而遷焉”。官府方便管理，社會也能少鬧點矛盾。
　　換句話說，為了保證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犧牲掉社會活力和個人自由。
　　這個職業(yè)戶制度是特殊歷史時期的妥協(xié)產物，在穩(wěn)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義。沒想到朱元璋試用了一下，覺得太好使了，干脆把它當成一個常規(guī)，一代代傳了下去。
　　不清田，職業(yè)戶，從上述兩處細節(jié)可知，設計者在一份薄薄的戶帖里埋藏的用意，實在深若淵海。
　　這一次戶帖大登記，從洪武三年年底一直持續(xù)到洪武四年年底，前后整整一年。因為策略務實、設計周詳，加上最高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很快全國大部分地區(qū)都順利完成任務。
　　雖然這次普查的原始記錄并沒留下來，但根據種種記載推測，總注冊人口數在五千五百萬以上。
　　這五千五百萬人，是已經安定下來的生產人口，而且處于官府控制之下。只要朝廷愿意，可以追查到具體任何一戶的狀況，掌控力遠超從前。自宋末至元末一百多年，這是中央政權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人口多寡。
　　這對新生的大明政權來說，意義重大。
　　正當諸多官吏長舒一口氣，覺得大功告成之時，大明朝廷又宣布了：戶帖統(tǒng)計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人口會增長，田地會變化，從此以后，每年地方上都要進行更新，每十年要重新造冊。
　　原來這一切，都只是鋪墊罷了。
　　真正的大戲，要等到十年之后。
　　整整十年，朱元璋一直沒閑著。
　　平定四邊、改革官制、安定民生、恢復生產，天下有堆積如山的事情等著處理。洪武皇帝在百忙之中，還抽出空來搞了空印案和胡惟庸案兩次大清洗，日子過得相當充實。
　　一轉眼到了洪武十四年，算算日子，十年了，差不多到戶帖第一次更新的時候了。
　　朱元璋沒打算做簡單的數據更新。他想要的，是一次系統(tǒng)的全面升級。
　　在朱元璋的規(guī)劃里，戶帖并不是終點，而是起點。他不只希望天下變得透明，還希望天下任何一處地方都能觸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達成一種對社會細致而全面的控制，讓統(tǒng)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貫徹到大明最基本的戶籍單位——戶。
　　這個不獨是朱元璋的理想，對任何一個中央政府來說，最美好的狀態(tài)，是每一道指令都能順暢地傳達給每一個具體的人，百分之百地上行下效，如臂使指。
　　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社會，國家機器想達到這個境界太難了。
　　大秦帝國嘗試過一次。秦的基層組織，每三十戶設一位里典、一位伍老；鄉(xiāng)一級有嗇夫、三老、游徼。這些人都屬于政府公務員，負責治安、征稅、司法等庶務。上一級的縣令或縣長對他們有任免、獎懲、指導工作的權力。
　　在這個結構之下，朝廷的意志可以從中央貫通到最低的里一級。
　　可是當時沒有紙，更沒有電話和電報。中央政府想要掌控每一處基層，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別的不說，秦始皇每天要批閱一百二十斤奏章，可想而知全國工作量有多少。
　　這種基層結構的成本太高，可秦廷又不愿放松管束。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法律再細密些、再嚴苛些，指望民眾畏法謹行，老實不生事，以此減少管理負擔?？墒?，實際效果恰好相反：律法越嚴，管理起來就越麻煩，基層就越容易出問題；而基層問題一多，官府不得不強化懲戒，反而讓成本越來越高。
　　一來二去，形成惡性循環(huán)，直到結構不堪負荷。
　　秦代滅亡的原因有很多，這個無視管理成本、希望徹底掌控基層的軸勁，也算其中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吧。
　　后來劉邦就學乖了。西漢雖然上繼秦制，但法律上“約法省禁，蠲削煩苛”，同時在基層官員的選拔上懂得妥協(xié)，把很多權力讓渡給地方上的大族。漢代的地方豪右、強宗之所以那么強大，本質上，是中央與地方在管理上達成微妙平衡的結果。
　　【注釋】約法省禁，蠲削煩苛：漢初吸取秦亡于嚴刑苛法的教訓，立法思想轉變?yōu)榉钜喖s，刑罰要寬疏！對一些定罪、刑罰有所減緩，廢除了秦律中某些不合時宜的條文。
　　此后歷代王朝都吸取了這個教訓。中央政權為了減少管理成本，行政力量一般只延伸到縣一級。再往下，官府只控制地方上的財稅、軍權和意識形態(tài)解讀權等大節(jié)，把一部分瑣碎的事務管理權——比如小規(guī)模的司法、治安、公共工程、社會福利等——交給地方上自決。
　　誰來自決呢？自然是當地的鄉(xiāng)紳、豪強以及宗族等等。
　　比如你跟你弟弟要分家產，先不用去衙門，由本家族長主持公道；誰家閨女私奔了，不用驚動縣官，由本村德高望重的縉紳決定懲治手段；鬧了小偷強盜，暫時不必請官兵圍剿，十里八鄉(xiāng)自結義勇，巡邏捉拿；修橋、興學、義莊之類的公共事業(yè)，也不用朝廷特別撥款，當地鄉(xiāng)宦富戶捐幾輪錢就湊夠了；趕上規(guī)模不大的災荒，地方上也可以自行賑濟。
　　甚至像征收賦稅這種大事，官府有時候都可以外包給包稅人，自己坐等收錢。比如宋代有買撲之法，規(guī)定凡稅收千貫以下的小集市，官府只向包稅大商人收一筆定額稅，至于商人再從集市里征稅多少，官府不再監(jiān)管——所謂“許人認定年額買撲，更不差官監(jiān)管”。到了元代，包稅之風更是盛行。
　　有句俗話，叫“皇權不下縣”。很多人將其誤讀為皇權管不到基層，其實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皇權管不過來基層。
　　這個話題，不能簡單以“下縣”或者“不下縣”一概而論。它并非一個“是否”問題，而是個程度問題，探討的是政府給地方自治讓渡了多少管理權，有的朝代多點，有的朝代少點，歷朝歷代程度均有所不同，從來不存在百分之百下縣的皇權，也不存在一點都下不去的皇權。
　　這種讓渡管理可以保證統(tǒng)治效率，但也會產生一個問題——讓地方坐大，形成和皇權對抗的利益集團。他們會為了自身利益，對中央朝廷的指令進行過濾，對自己有好處的，加碼執(zhí)行，對自己不利的，蓄意扭曲或者對抗。
　　在明初那會兒，這個問題格外嚴重。元代粗放型管理持續(xù)了一百多年，地方上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獨立小圈子。中央政令下發(fā)到地方，執(zhí)行難度很高。朱元璋曾經發(fā)狠，強行把一大批浙西富戶遷入京城，算是一力破十會。但這種手段只能偶一為之，不可能在每一個地方都這么硬干。
　　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靠制度。
　　十年之前，戶帖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局面。但出于種種客觀原因，朱元璋做了很多妥協(xié)和折中，他覺得很不痛快。經過整整十年的磨合和實踐，朱元璋覺得可以按自己的理想，放手來玩一回大的了。
　　在和戶部尚書范敏等人商議過后，朱元璋決定對基層組織下一次狠手。他給這一次改革設置了兩個目標：
　　第一、擊破橫亙在朝廷和基層之間的利益集團，提高對基層的掌控力；
　　第二、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
　　這兩個目標看起來背道而馳，怎么可能同時完成？朱元璋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面對質疑，他胸有成竹地笑了笑，把目光投向江南一處叫湖州的地方。
　　原來早在戶帖制推行的洪武三年，朝廷便已經在湖州府悄悄搞了一個平行的試點工程，叫作小黃冊。
　　這個小黃冊試點工程，和戶帖制的內容截然不同。
　　小黃冊的基本行政單位，叫作“圖”。一圖之內，一共有一百戶人家。每十戶人家編成一甲，從中選出一戶甲首來管理，一百戶人家正好十個甲首。再設置一位里長，為一圖最高長官，負責掌管這十個甲首，直接向縣級衙門匯報，不過不算政府編制。
　　接下來，就到了規(guī)則的關鍵部分。
　　無論“甲首”還是“里長”，不是由上級全權指派，也不是由基層民主選出。這兩個職位的選拔方式，居然是輪換制。
　　首先這一百戶人家按照丁糧多寡，排出一個次序。前十名的富戶，按照排位輪流擔任“里長”一職，每戶任期一年，十年為一輪。
　　第十一名到二十名的十戶，則擔任甲首，每戶分管九戶人家——這九戶人家里也包括不當值的里長候選戶，他們的任期也是一年。到期后，由甲內人家進行輪換，十年一輪。
　　也就是說，以十年為周期，一圖之內的每一戶人家，一定會有一年擔任甲首，也有機會擔任一次里長。
　　這一百戶人家，統(tǒng)一編入一冊戶籍檔案，叫作“小黃本”……啊，不對，“小黃冊”。這個制度，就叫作“里甲制”。
　　每一年催辦稅糧軍需時，縣里把命令下發(fā)至當值里長，然后當值里長會召集十個當值甲首，讓他們各自回去督促手下十戶（包括自家）交稅。嚴格來說，十個甲首能管轄到的，只是九十九戶，因為始終有一戶在擔任里長。
　　你輪值到里長這個職位時，并不意味著可以免除賦稅，反而要承擔額外的管理責任，如果管戶交不起，你還得替他們把缺額補上。為什么要按富裕程度來選派里長？就在這兒等著呢。
　　除了這些，里長、甲首還得負責排解鄰里糾紛、文書作保、治安巡檢等瑣碎的庶務，其職能相當于現在的街道辦、居委會、公證處加聯防隊。
　　這些庶務，原來都是由當地富戶、鄉(xiāng)紳憑借威望來主持的，幾乎每一個村里都有一位土皇帝和幾家大族掌握著權力。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如今“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人人有機會當“甲首”，有實力競爭“里長”的人家也比從前多，小小一個鄉(xiāng)里諸侯蜂起，這土皇帝自然也就當不下去了。
　　而且每一百戶為一圖的強行劃分，把一些體量龐大的家族給分割開來。每一個分家都有自己的甲首和里長要競爭，再想讓他們抱團可就難了。
　　里甲輪換制的毒辣，可見一斑。
　　朱元璋的算盤打得很巧妙，皇權暫時下不去，那我就把你們的權力進一步切割切碎，分散給更多人。
　　一塊蛋糕，拿刀切蛋糕的人權力最大，大家都得聽他的；現在朱元璋扔過來十把刀，每個人都可以輪流切一下，原來切蛋糕的人自然權威喪盡。
　　它的精髓在于，把政府讓渡給紳權和族權的權力做了進一步細分，保證每一戶人家都有機會掌握基層權力。這一招看似讓基層更加分散，反而讓中央權威回來了。
　　更絕的是，無論里長還是甲首，都是從一圖之民中遴選出來的。他們沒有官身，更沒俸祿，該職位的工作支出——比如小黃冊的制作費用——均由集體公攤。對官府來說，不需要承擔管理人員的成本。
　　如此一來，提高基層掌控力和減少管理成本兩個目標，不就都實現了嗎？
　　這個里甲制的高明主意，不是來自戶部，而是來自隔壁單位的刑部尚書開濟。
　　開濟是洛陽人，曾經在察罕帖木兒麾下任掌書記，是個管理方面的天才，深悉人性。他把南宋流行于紹興的甲首法拿來改造了一番，遂成了具有大明特色的里甲制。
　　【注釋】察罕帖木兒：元朝末年有著非凡軍事才能的將領，積極組織地方武裝在山西、河南等地鎮(zhèn)壓紅巾軍，后攻破韓林兒龍鳳政權的都城汴梁，升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從一品，為貳丞相，掌軍國重事，是朱元璋非常忌憚之人。可惜，后被降將田豐、王士誠刺殺。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中趙敏的父親汝陽王，即以察罕帖木兒為原型。
　　掌書記：據《元史·百官志》所載，樞密院下設詳定使司，負責在四方獻策中擇其善者上報皇帝。司內置掌書記二員，正七品。察罕帖木兒執(zhí)掌河南行省時，兼任河南行樞密院事，開濟為河南洛陽人，在其麾下任掌書記，掌管詳定使司內文書往來與記錄。
　　這個里甲制度始創(chuàng)于湖州，然后在東南幾省試運轉了十年，效果相當不錯。朱元璋有了底氣，遂在洪武十四年正式開始在全國推行。
　　全國版的“里甲制”，是以湖州版為基礎的2.0升級版，兩者的運轉邏輯基本一樣，但在細節(jié)上做了很多改良。
　　比如說，除了農村的“里”之外，還設了兩個同級別的建制：城市的戶口，叫作“坊”；城郊戶口，叫作“廂”。再比如說，除了民戶之外，軍戶和匠戶也各自造冊，甚至有度牒的僧道等宗教人士，只要你有寺廟庵觀以及田產，就同樣得建黃冊，不得例外。
　　再比如說，一里所囊括的戶數，不再是一百戶，而是一百一十戶。
　　在所有的改動里，最醒目也最深刻的一個變化是：里長和甲首的職責不一樣了。
　　湖州“里甲制”對里長、甲首的職責描述，是“催辦稅糧軍需”“追征錢糧”。而在全國“里甲制”的框架下，里長、甲首多了一個職責。
　　倆字：徭役。
　　中國老百姓歷來要承擔兩種義務：一種是稅賦，要么交錢要么交實物；還有一種是徭役，要出人力。比如要興修水利，比如運送軍需糧食，再比如地方官府還有些迎來送往、日常修葺的瑣事，都要征調人力來做。
　　這些活都是白干的，沒有工錢，服役者往往還要自備干糧。
　　徭役對百姓的壓迫，比稅賦更可怕。稅賦雖重，只要你辛苦耕種，總能湊出來?？梢坏┠闳シ嬉?，自備干糧是一重負擔；家里損失一個勞動力，導致田地拋荒，是二重負擔；稅賦可不會因此而減少，最終成了三重負擔。對百姓來說，服一次徭役，等于三倍付出，這得多可怕。
　　但是官府又不能不重視徭役。沒有這些免費勞動力支撐，古代政府根本無法主持大型工程，無法維持府衙日常運作，更沒辦法在戰(zhàn)時組織軍事行動。
　　朱元璋建起里甲制，就是打算以其為經緯，把徭役分配給每一戶人家，叫作“配戶當差”。明代徭役分成“正役”和“雜泛”兩種。正役是國家征調的各項工作，除此以外都是雜泛，內容極為龐雜，如民夫、皂隸、庫匠、轎夫、傘夫、獄卒等。里長和甲首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帶領一臉不情愿的老百姓去輪流服這些徭役。
　　具體規(guī)則是這樣的：
　　全國版的一里之內，一共一百一十戶，分成十個里長和一百戶普通人家。一百戶人家里，每十戶立為一甲，甲里選一戶為甲首。
　　這十個甲，要排定一個次序。每年都按次序派出一甲，也就是十戶，去應徭役，十年一輪換。不應役之年，叫作“排年”；應役之年，叫作“現年”。
　　到了應役之年，現年甲首帶著自己所轄十戶人家（含自家）所出的壯丁，到現年里長那兒報到，然后一起前往官府，在規(guī)定時間去規(guī)定地點干活。完成徭役后，甲首再把壯丁們帶回來。
　　也就是說，每一年，都有十一戶人家前往應役：現年里長+現年甲（現年甲首+九戶普通人家）。十年一輪，正好一百一十戶都有份。
　　我們可以把這個全國版里甲制理解成四個同心大轉盤：
　　最內一圈是十個天干年份，外一圈是十個里長，再外一圈是十個甲首，最外一圈是十個甲。四個輪同時轉動，每一年，都能找到一個對應的里長、甲首以及甲。
　　這樣一來，徭役就可以公平地攤派在每一戶頭上。這個設計，可謂巧妙。
　　為了進一步公平，官府還要對人戶進行分等，按照丁口分成上、中、下三等。丁口多者為上，寡者為下，每戶輪役出的丁口都不同。
　　規(guī)則里還加了一個監(jiān)控條款。如果其中一戶逃避徭役被發(fā)現，那么整個一甲十戶都要連坐受罰。如果一個甲出了問題，整個一里一百一十戶都要株連。這樣一來，民眾為了避免自己倒霉，會彼此監(jiān)視，無形中替官府做了監(jiān)控工作。
　　可是，這樣一來會產生一個問題。
　　當時的國民識字率很低，綜合素質差。人人都有機會管事，可萬一他沒那個管理水平怎么辦？萬一他有那個水平，卻用來給自己撈好處怎么辦？就算不徇私枉法，他為了一里私利，去侵占別家利益怎么辦？
　　任何權力，都是需要制衡的，哪怕是一甲一里也不例外。朱元璋為了確保這個制度的平穩(wěn)運行，又煞費苦心，特意安裝了幾個制約裝置。
　　第一個制約裝置叫作“老人制”，這是脫胎自漢代三老的一種規(guī)矩，在當地選拔年齡大而且德高望重的老人，作為平息鄉(xiāng)里爭訟的裁決者。朱元璋認為老人“于民最親，于耳目最近，誰善誰惡，洞悉之矣”。
　　根據《教民榜文》的記載：“民間戶婚、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輒便告官，務要經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斷?！笨梢娎锢先诉@個角色，等于在里長之外，安置了一個類似于御史或大法官的獨立角色，用以平衡監(jiān)督。而且朱元璋還特別加了一條：“若不經由者，不問虛實，先將告人杖斷六十，仍發(fā)回里甲老人理斷?！?br/>　　好家伙，越級上告還不行，必須先經里老這一關。
　　第二個制約，朝廷下發(fā)了一系列規(guī)則。它其實是一本里甲工作手冊，里面詳細解釋了里甲的工作職能以及各種規(guī)矩。比如有份文件叫作《鄉(xiāng)飲酒禮圖式》，這可不光是喝酒，而是一整套鄉(xiāng)村古禮儀法。
　　這套朝廷出版的規(guī)則，再加上地方自行約定的鄉(xiāng)約，構成了基層的準法律條規(guī)。里長、甲首就算什么都不懂，只要嚴格遵循鄉(xiāng)約行事，總錯不了。而且這些文件是完全公開的，甲內每個人都知道規(guī)矩是怎么回事，無形中也有了制衡。
　　還有第三個制約。
　　早在洪武四年，當時里甲制還沒建起來，地方勢力還很猖獗，對征糧工作影響嚴重。朱元璋深感不便，在各地——主要是江南——臨時設置了一個叫“糧長”的職務。
　　糧長由當地丁糧多的富戶充當，平均每一萬石（各地區(qū)的數字不固定）的稅賦區(qū)域，朝廷會設置一人。
　　糧長的工作，是前往京師領取文書，返回自己的轄區(qū)，督促里長、甲首把糧籌集好，再帶隊解運到指定倉口。按照朱元璋的設想，糧長一來可以監(jiān)控官吏貪腐，二來可以繞開豪右攬納，上便朝廷，下通民眾。
　　等到洪武十四年里甲制出現之后，里長和糧長的職務范圍就顯得有點疊床架屋?？蛇@個職務非但沒有被撤銷，反而更有發(fā)揮。糧長開始擔負土地丈量、勸導生產以及和農事相關的檢具、呈遞、蠲免等庶務。
　　它的地位之高，幾乎相當于里、甲之上的一個非正式主官，自然也起到了制約作用。
　　經過這么一番設計，里長和甲首一來要每年輪換，二來要受老人掣肘，三來還要被鄉(xiāng)約約束，四來還得應付糧長。重重控制之下，可以確?；鶎痈刹繘]有徇私舞弊的機會，更不可能盤踞做大。
　　皇權到底下不下縣，其實正是從這些小細節(jié)里體現出來：里長、甲首出自本管，幫役助手皆由其遴選，費用由集體均攤；鄉(xiāng)約代行約束，民事爭端要先訴之于鄉(xiāng)老；錢糧賦稅由糧長與里甲共催辦之。種種瑣碎事務，皆由地方自決自負，不需官府插手。
　　另外，在里甲制的現實操作中，還有一些務實的小設計。
　　比如說，雖然法律規(guī)定一甲十戶人家，但實際上每一甲的戶數，不可能正好湊齊，總會有一些鰥寡孤獨的家庭。這些家庭已沒法承擔差役，可又不能不管。
　　設計者把這種情況也考慮進去了：每一個里的一百一十戶人家，叫作“正管”。除此之外，同里產生的鰥寡孤獨戶，掛靠于里下，但不算正管之數，有一個單獨分類，叫作“畸零帶管”。這些畸零戶不允許脫離本里，本里也不能把他們甩開。一旦正管戶缺編，隨時會把他們補進去。
　　好了，現在規(guī)則設計完畢，推行里甲制只剩下最后一步：登記造冊。
　　這事應該簡單，此前朝廷已經掌握了天下戶帖的數據，現在只消把分散的戶帖集中在一起，一百一十戶編成一里，不就完了嗎？
　　沒那么簡單。
　　或者說，朱元璋沒打算這么簡單地處理。
　　以里甲制為基礎的戶籍冊簿，不再叫“戶帖”，改稱為“黃冊”。一里造一冊，每一冊一百一十戶正管，分成十甲列出，附帶畸零帶管，還要分出上、中、下三等戶的等級。戶數滿額叫作全圖，如果不足一百一十戶，則稱半圖。
　　黃冊同樣是十年攢造更新一次，和里甲制的三個輪盤同步旋轉。
　　為什么叫黃冊？很多人——包括《明史》的編撰者張廷玉——認為是其封面為黃紙裝裱的緣故。其實這是因果顛倒了。
　　“黃冊”一詞，來源于“黃口”。這個詞本意是雛鳥，后來代指幼童。在隋唐的戶籍登記中，三歲以下或剛出生的孩子，稱為“黃”。所謂“黃口始生，遂登其數”，是說孩子一生下來，立刻就要去官府報備登記，這是一個人在戶籍里的起點。從此“黃”字演化出了人口之意，成了整個戶籍的代稱，也叫“黃籍”。
　　明代第一次攢造黃冊，是在洪武十四年。到了十年之后的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才正式下文，規(guī)定進呈中央的黃冊封面，須用黃紙裝裱?？梢娛窍扔悬S冊之名，后才用黃色封面裝裱，而非相反。
　　那么朱元璋搞的這個“黃冊”，到底跟“戶帖”有什么區(qū)別？
　　咱們還是先看幾份實物。
　　安徽省博物館藏《萬歷四十年徽州府休寧縣二十七都五圖黃冊底籍》，里面的戶口信息是這么寫的：
　　正管第九甲
　　一戶王敘系直隸徽州府休寧縣里仁鄉(xiāng)二十七都第五圖匠籍充當萬歷四十九年分里長
　　回想之前我們看到嘉興人林榮一的戶帖，上面寫的是“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xiāng)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
　　兩者有什么區(qū)別呢？
　　林榮一的戶帖，寫的只是一個地址和戶籍分類，沒有其他任何信息。而這個王敘，在地址和戶籍分類后面，還多加了一條“充當萬歷四十九年分里長”。
　　這個王敘大概比較富庶，在十戶里長輪值名單之內，萬歷四十九年（1621年），恰好輪到他當第五圖的里長。所以在每一次的黃冊攢造中，都得把每一戶的里甲值年寫清楚。
　　只是多寫一句話，意義卻變得完全不同。
　　戶帖的意義，僅僅在于登記人口數量，最多能為人頭稅提供參考。而黃冊寫明了里長、甲首的輪值年份，也就鎖死了他們的徭役安排。
　　因此在記錄一里狀況的黃冊之內，會附有一個很重要的欄目，叫作“編次格眼”，有的地方也叫“百眼圖”。這是一張方格大表，上分年份，下標戶名，一格一格寫明所有人家的應役次序，一目了然，相當于一張排班表。
　　不過百眼圖體現出的這個賦役，指的是正役，還有其他雜泛徭役和臨時性的征派，都是當地官府安排，不在排序之內。
　　換言之，黃冊最重要的功能，不只是戶籍登記，更在于強化徭役管理。從此以后，官府可以拿著百眼圖做參考，調動百姓去服各種徭役，誰也跑不了。
　　也正因為如此，黃冊在大明朝廷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作賦役黃冊。
　　另外要說一句，黃冊所記錄的，是除現役軍人之外的所有民眾的戶口狀況，主要指民黃冊。還有記錄其他類別戶籍的軍黃冊、匠籍冊、灶籍冊等等，分屬不同部門掌管。
　　【注釋】黃冊與戶帖的區(qū)別：據欒成顯先生的研究，黃冊與戶帖的區(qū)別首先在于，黃冊里的事產部分更為詳細，不僅載有田地、山塘、房屋、車船、牲畜等，而且列出田土買賣的細目，以及應納稅額等。其次，黃冊是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所謂四柱式為基本登記形式，能夠體現出十年之間人口與事產的增減變化。再次，黃冊編造之時，已經將每戶所屬戶籍、戶等、列于第幾甲、何年承受何種差役預先編定、記錄在冊了。由此可見，黃冊比戶帖更進一步，登載完備，組織嚴密。
　　咱們再來看另外一份有趣的原件。
　　這份原件是嘉興縣的黃冊底稿（示意圖），但它不是從檔案庫里翻出來的，而是藏在一個誰都想不到的地方。岳飛有個孫子叫岳珂，寫過一部書叫《桯史》。到了明代成化年間，出版商決定重印這本書。印坊為了節(jié)約成本，沒有購買新造紙張，而是從官府弄來一批淘汰下來的辦公舊紙，把正文直接印在背面空白處。
　　從讀者角度來看，這實在是粗制濫造，可對研究者來說，卻是個大驚喜。因為這批舊紙，正是黃冊的“清冊供單”——這個接下來會細說，上面詳細記錄了嘉興一些人家的黃冊登記狀況。
　　從這份黃冊底稿能看到，黃冊的主要內容和戶帖差不多，每戶人家有幾口人、籍貫、性別、年紀、與戶主的關系、事產多少等等。其中也有幾個奇怪的術語，比如“舊管”“開除”什么的。
　　這個地方，就是戶帖和黃冊的第二個決定性不同。
　　戶帖是靜態(tài)檔案，它體現的是洪武四年的戶籍狀況。但人口會增減，財產會變化，黃冊每十年一造，必須體現出這種變化趨勢。
　　所以黃冊里的戶籍，多了四柱分項，分別是：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舊管”指的是上次造冊的人口和事產數字，“新收”指本次造冊新增數，“開除”指本次造冊減少數，“實在”是本次造冊時的現有數字。
　　舉個例子吧，比如前面那個王阿壽一家，在成化八年（1472年）的黃冊登記中，是一家五口人：他，他老婆，膝下一男一女，上面還有一位祖母。官田二分二毫，民田五分。
　　到了成化十八年，黃冊要重新登記了。官府戶房小吏跑來他家里，先調閱成化八年的舊檔，寫下“舊管”數字：人口五口，田地七分二毫。
　　小吏詢問了一下，得知王阿壽的媳婦在成化十二年又生了一個大胖小子，便開列了“新收”一項的數字：人口加一。
　　然后他又得知，王阿壽的祖母在成化十二年去世了，而且在成化十六年賣了三分地給鄰居。這些都屬于減少，于是小吏又開列了“開除”一項：人口減一口，田地減三分。
　　一番加減之后，小吏最終寫下了“實在”一項：人口五口，田地四分二毫。
　　這就是成化十八年王阿壽家最終落實在檔案上的數字。等到下一個十年，也就是弘治五年（1492年），上一屆的“實在”，就變成了這一屆的“舊管”，再進行新一輪的加減，如此循環(huán)往復。
　　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這么一個公式。
　　這個“四柱之法”，本來在湖州小黃冊里是沒有的。在試運行的過程中，朝廷發(fā)現監(jiān)控力度不夠，朱元璋就把里甲制的創(chuàng)始人——刑部尚書開濟叫過來，問他怎么辦。開濟稍動腦筋，回答道：“以新收次舊管，則清矣?！币痪湓挘偷莱隽怂闹谋举|。
　　你想作弊，想把這一期數字改了？可官府調出你從前的檔案，前后四柱一對，便能發(fā)現數字有問題。有了四柱之后，每一期數字，都和前后兩期數字像齒輪一樣緊密咬合，動一處，則牽連全體。這么一來，朝廷不只掌握了你家的現狀，還控制住了過去和未來，控制力度空前強大。
　　這招太狠，一經推行，從此“人戶以籍為定”，老百姓再也翻騰不出什么浪花。
　　順便說一句，開濟這個人，實在是個國初管理方面的天才。除了里甲制和黃冊四柱之外，他還一手建起了大明官員的kpi（關鍵績效指標）考核制度，給每個部委的文書處理都定下一個程限，根據完成情況來評判功罪。結果“數月間，滯牘一清”，大得朱元璋褒獎。
　　從此以后，凡是涉及田賦、訴訟、河渠工程之類的大型項目，朱元璋都把開濟叫過來咨詢。而開濟也沒讓他失望，“濟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為世守”，可謂是明初管理學第一人。不過開濟這個人，算是酷吏，曾擬定過一部反詐偽法，極其嚴苛細致，連朱元璋都看不下去，嘀咕說你這是張密網以羅民啊。
　　開濟本身的性格有問題，加上自古管考勤的人從來都不受同事待見，其他官員逮到機會就拼命黑他。有一次，開濟牽涉一起官司，御史趁機上書，說這家伙每次都是帶兩份相反的奏章覲見，聽天子口氣意向，再拿出合意的一份呈遞，以此邀寵。
　　朱元璋最忌諱的，就是下面的人耍心眼，一聽你連老子都玩，直接把他給棄市了。
　　帶兩份奏章上朝這種事，不是開濟這種腦子，還真想不出來。
　　咱們說回黃冊。
　　黃冊里面，其實還隱藏著第三個細節(jié)。
　　黃冊里會記錄一戶的土地狀況，比如王阿壽一家有七分二毫官民田地，其中二分二毫官田是從官府租的地，還有五分自家的民田——這和戶帖是一樣的，只記面積，不寫田地位置、形狀和肥瘠程度。
　　不過黃冊比戶帖多了一項稅賦記錄，田地下面，夏稅多少、秋糧多少，寫得清清楚楚。
　　前面我們說了，朱元璋怕步子邁太大，所以推行戶帖時，并沒有順便清查土地，可是他一直惦記著這件事。
　　黃冊里多了土地稅賦一項，說明朝廷終于要開始啃最艱難的一根骨頭了。
　　當年形勢不穩(wěn)，土地清查必須緩行。此時的局勢，已經和洪武四年大不相同。有了里甲制和黃冊保駕護航，朝廷對基層的掌控力空前，可以開始搞魚鱗圖冊了。
　　《明史·食貨志》里記載：“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qū)。區(qū)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br/>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信息。
　　第一是時間。洪武二十年開始造魚鱗圖冊，這距離黃冊正式編成已經過了六年，怎么朝廷工作效率這么低？
　　其實這賴《明史·食貨志》說得不清楚。
　　丈量土地是一項持續(xù)時間很長的工作，不可能一紙公文下去，立刻就能得到結果，前期有大量準備工作。黃冊制度之所以推行得那么順暢，是因為戶帖制鋪墊了足足十年。同樣道理，洪武二十年開造魚鱗圖冊，也不是突然之舉。之前六年，朝廷一直在各地積極籌備。
　　明代的魚鱗圖冊是記錄一塊塊田地的檔案，檔案包括每一塊地的所屬、方位、面積、形狀等基本信息，還要寫明地形、四至、肥瘠種類等等。如果土地涉及買賣分割，還要填寫分莊。如有佃戶耕種，亦要一一標明。旁邊附有檔案編號和地內橋梁、山川、河流等情況。
　　這還只是一戶的信息。
　　十戶的魚鱗圖冊要合成一份甲合圖，十一份甲合圖再合成一里之總圖，一鄉(xiāng)的若干里總圖匯聚在一起，交給縣里?？h里再一次合圖匯總，上交州、府乃至戶部。
　　可見打造魚鱗圖冊的繁劇程度在戶帖和黃冊之上，絕非一蹴而就。
　　《徽州府志》曾提及：“洪武十五年壬戌，遣官量田，定經界?！弊阋宰C明，魚鱗圖冊的準備工作，從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年之間，從未停歇過。洪武二十年修造的魚鱗圖冊，不過是水到渠成的結果罷了。
　　第二個有趣之處是主持者。此人叫武淳，頭銜是國子生。
　　國子生就是國子學的學生。國子學是明初的中央最高學府，這個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義者并充學生”“擇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子學”。洪武十四年，他在雞鳴山下設立國子學新址，并于次年改名叫國子監(jiān)。
　　大家應該還記得，洪武初年，朱元璋無法推行魚鱗圖冊的原因之一是專業(yè)人才匱乏。所以他非常重視國子學的培訓，將其當成政務儲備人才的培訓基地。既然是政務儲備人才，那么就不能只讀圣賢書。
　　朱元璋做人務實，給國子學加了一條規(guī)矩，叫作“實習歷事”。它還有一個更明白的名字，叫作“監(jiān)外歷練政事”。
　　國子學或國子監(jiān)的學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須到各個政府部門實習，熟悉政務。他們的身份，就叫作“吏事生”或“歷事監(jiān)生”。朝廷視其在實習期間的表現，予以拔擢任用。這種歷練對培養(yǎng)人才的好處，自不待言。讓學生早早經歷政事磨煉，可以迅速上崗，對于緩解明初人才匱乏的窘境幫助極大。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一口氣選派了一千多名國子生，送到吏部除授知州知縣；洪武二十四年，又選拔了方文等六百三十九名國子生，以御史的身份去稽查百司案牘；洪武二十六年，登記在冊的國子監(jiān)生，從原來的平均兩千人，躍升到了八千一百二十四人。
　　這三個時間節(jié)點很值得玩味。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案發(fā)，株連萬余；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波及數萬；洪武二十六年，藍玉案發(fā)，波及萬余。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讓官場為之一空，這些缺額只好讓國子監(jiān)頂上去。
　　“實習歷事”的效果實在太好了，以至于朱元璋覺得有這個選拔制度就夠了，一度停辦了科舉考試。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開科，他還反復叮囑“務求實效、毋事虛文”。
　　這位叫武淳的國子監(jiān)生，竟然可以主持魚鱗圖冊這么重大的工作，可見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實習了很久，對庶務得心應手，才會被委以重任。類似武淳這樣的人，還有很多。見諸史書的有呂震、古樸等人，都是國子生出身?？梢娭煸霸谥鲗恋卣叩耐瑫r，對于配套政策的建設也沒有放松。
　　第三個有趣的地方，是“區(qū)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
　　前面咱們也提到過，糧長是朱元璋在“里”和“縣”之間設置的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主要職責是催收區(qū)域內的稅賦，職責和里長有所重疊。按道理，在洪武十四年里甲制建成以后，這個臨時性職務就該取消?？芍煸皡s堅持保留下來。
　　保留糧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洪武十四年之后的土地大清丈做準備。
　　像武淳這樣的監(jiān)生，縱然能力出眾，可畢竟是中央來的人，需要有熟知地方情況的人來配合，才好開展清丈工作。
　　地方縣府離基層太遠，資源有限；里長、甲首級別又太低，都不適合配合工作。而糧長一來熟悉鄉(xiāng)情，二來管轄范圍是“隨糧定區(qū)”，一區(qū)四個糧長，一個糧長的管轄范圍涵蓋一萬石左右的區(qū)域。以“萬石”為單位逐一造魚鱗圖冊，既不至太過瑣碎，也不至太大難以兼顧。
　　可見朱元璋這個伏筆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舉多得。
　　由于前期工作準備得透徹，魚鱗圖冊編造進展得十分順利，趕在第二期黃冊再造之前，完成了兩浙與直隸的清丈工作。
　　是的，你沒看錯，只是兩浙加直隸。其他地區(qū)的魚鱗圖冊和編甲工作，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里才陸陸續(xù)續(xù)完成，并成為一項長期工作，一直持續(xù)到了永樂年間。
　　從此以后，老百姓和戶籍緊密地聯系到一起，幾乎沒有出遠門的可能，即使外出，官府會隨時查驗路引；即使你沿街乞討，衙門也能查到你的黃冊底細，遣返原籍。除了一些少數民族偏遠地區(qū)和邊境之外，大明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和直隸地區(qū)的民眾，就這樣被朝廷嚴密控制起來。
　　黃冊和里甲制鎖住了人口相關的稅費和徭役，魚鱗圖冊和糧長則掌控了田地租賦。黃冊、魚鱗圖冊以及里甲制三位一體，構成了一道又一道縱橫鐵索，牢牢地把百姓釘在了土地之上，動彈不得，化為穩(wěn)固稅基，源源不斷地為朝廷輸血。
　　大明憑借著這三樣工具，將控民之術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歷數前朝，還從未有一個政權對民眾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細致。
　　賦役黃冊、魚鱗圖冊和里甲制所構成的體系，對民眾的管束和禁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密，是不折不扣的“張密網以羅民”。明清兩代被稱為中央集權的巔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這套底層設計里。
　　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實現。
　　數字可以說明一切。
　　三位一體初建之后，全國戶數一千零六十五萬兩千七百八十九，人口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全國耕地面積達到八百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十八畝，共可收夏麥四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石，秋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四百五十石。
　　這些看似枯燥的數字，意味著一個新生政權已經渡過了初期難關，徹底站穩(wěn)腳跟，開始進入上升通道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心情不錯的朱元璋，向天下頒布了一道圣旨：“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足用。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入額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后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br/>　　朱元璋覺得目前掌握的耕地，提供的稅賦已足夠國家開銷，從此以后新開墾的土地永不必征稅，老百姓隨便種吧。這個政策開始只覆蓋兩省，很快涵蓋到幾乎整個北方。
　　敢于宣布新墾土地“永不起科”，朱元璋這個底氣，正是從成功的戶籍推行中來的。
　　在很多歷史書里，作者講到各朝開國君主時，往往熱衷于描繪其在疆場上的血腥攻伐，沉醉于宮廷官場的鉤心斗角，對于民政建設往往一筆帶過。這會讓讀者產生一種錯覺，仿佛只要君王們得了天下，稅賦錢糧、民眾徭役就會自動各歸其位，傾心輸誠。
　　事實上，這些瑣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難事。老子有云：“治大國若烹小鮮?！币馑际侵卫硪粋€國家，必須像烹小魚一樣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則一不留神就爛了。
　　縱觀朱元璋在洪武年間的這一系列舉措，正好是老子這句話的最佳腳注。
　　他的每一項政策都經過反復推演，有設計，有試點，有鋪墊，有妥協(xié)，策略務實而有彈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實。從“戶帖”到“賦役黃冊”，從“一百一十戶里甲”到“魚鱗圖冊”，從“糧長制”到“實習歷事”，層層推進，有條不紊。
　　朱元璋別的施政成敗姑且不說，至少在地方戶籍建設上，他展現出了一個成熟、理性、精明且極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其中的管理手段之穩(wěn)重，放之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經常有人會感到很奇怪，朱元璋在國初那么折騰，為何國家沒怎么亂，答案就在戶籍建設的細節(jié)中。
　　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訂戶籍政策時既不論證也不調研，一拍腦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亂，一亂就鎮(zhèn)壓，鎮(zhèn)不住就遮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大明能不能延續(xù)下去可真不好說。
　　不過這套戶籍制度也不是完美無缺。它太過理想化，從根上想搞絕對平均主義，又為了穩(wěn)定把民眾束縛得極緊，指望他們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動。
　　朱元璋在位時，這一系列制度尚能執(zhí)行，他一死，這套體系便開始發(fā)生變化。有些政策被悄然廢止，比如“永不起科”這個政策，在正統(tǒng)年間便被打破；有些政策扭曲走形，比如說糧長一職，后來成了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一個倒霉負擔，誰戴上這帽子誰破產。弘治年間曾經有一首特別萌的民謠：“廣買田產真可愛，糧長解頭專等待，轉眼過來三四年，挑在擔頭無人買。”說的就是這個狀況。
　　還有些制度雖然一直被忠實執(zhí)行，可社會環(huán)境已變，當初的舉措，反而變成惡政贅法。比如三位一體的錮民之術，導致了永不停息的流民之潮等等。
　　哎，我想起來，咱們最早……是說玄武湖對吧？
　　咳，咳，這下終于可以說回正題了。
　　讓我們把日晷撥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編造黃冊時，特別規(guī)定了存檔方式：“冊成，為四本，一以進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留其一焉。”
　　就是說，每一級官府在制作黃冊時，都要做兩份，一份上繳，一份自己留著。層層傳遞上去，最終每一本黃冊，都會形成四本一模一樣的檔案。其中進呈戶部的，叫作正冊，要用黃紙當封面；剩下三本分別存在布政司、府和縣三級官府，叫作底冊，要用青紙當封面，以示區(qū)別（對封面顏色做出規(guī)定，其實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臺的規(guī)定）。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緊鑼密鼓地攢造黃冊，然后一級一級匯總，里交縣，縣匯到府，府再統(tǒng)一交割給布政司。最后布政司把轄區(qū)內的所有正冊打包裝車，運往京城——洪武年間，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幾十條長龍似的車隊，從四面八方向京城馳來，魚貫駛入正陽門。正陽門位于京城南邊，是國門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國學二丁祭品、戶部糧長勘合皆從此而入。你看，大車上那層層疊疊的黃冊簿子，像極了一塊塊夯實大明基礎的磚塊。
　　這些黃冊運至京城后，戶部會先把它們鋪在祭天的祭壇下面，鄭重其事地進行薦天之禮，然后將其收藏起來。
　　這個盛景，豈不是象征著萬川歸海、中央權威無遠弗屆嗎？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滿意足?？蓻]過多久，他便意識到一個麻煩。
　　問題正出在“收藏”二字。
　　洪武初年，各地直隸、府、州、縣并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來了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軍、灶、匠等諸類戶籍，天下虛實盡在此。
　　這么多本檔案，該放哪兒呢？
　　這個數字看著嚇人，歸攏到一起卻不會占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個藏書家范欽，在家里建起一座“天一閣”，能裝七萬多本書。堂堂大明，在京城建個存放黃冊的小閣樓，算得了什么？
　　可是賬不能這么算。
　　這五萬三千本書，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黃冊正冊總數。黃冊每十年就要重新攢造一次，隨著經濟發(fā)展，每期數量只會越來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各地上繳的黃冊，已經增加到了六萬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黃冊舊檔不會銷毀，新檔源源不斷地進來。每十年就會新增六七萬冊，這么日積月累下去，將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再者說，黃冊屬于政府機密，一旦遺失或被人篡改，就會引發(fā)無窮麻煩。它的收藏地點，一定得杜絕閑雜人等亂入。
　　更頭疼的是，檔案都是紙本，這么多易燃品堆在一起，來個火星，劈個閃電，就能燒成連營之勢，太危險了；就算沒有火災，常年蟲蛀鼠嚙、水浸潮漚，對檔案也是毀滅性打擊。
　　因此對朝廷來說，黃冊的收藏地點，必須足夠大、足夠近、足夠安全，還得便于管理。在京城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離出這么一大片地方，有點難度。
　　朱元璋思來想去，把目光緩緩投到了京城太平門外那一片叫后湖的水域。
　　此時的后湖，周長大約有四十里，不足全盛時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頭城、鐘山、覆舟山、幕府山環(huán)繞。湖心有五座人造島嶼，號稱“五洲”，分別是老洲、新洲、趾洲、長洲和麟洲，對應如今的環(huán)、櫻、菱、梁、翠。（為敘述方便，接下來以如今稱呼行文。）
　　這五座島嶼，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當時宋文帝疏浚后湖時，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島，用海上三座神山來命名，即梁洲、環(huán)洲和櫻洲的前身。它們個個來頭不小，比如環(huán)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洲是昭明太子編撰《文選》之處，櫻洲是囚禁李煜之地，無不底蘊深厚。
　　后湖的外圍，南有覆舟山、雞籠山，東有鐘山、青溪，西有盧龍山、石頭城，北有幕府山，無論風水還是風景，都是極好的。
　　朱元璋是個實用主義者，他對這掩映如畫的勝景毫無觸動，對湖心五洲的格局卻大感興趣。
　　這里實在太適合修黃冊庫了。
　　湖心的五塊洲陸，湖水環(huán)伺，只能靠行船往來。在這里修起黃冊庫，既方便隔絕閑雜人等接近，也有利于防火。而且后湖周回不長，外圍再加一圈衛(wèi)兵，便可以形成一個與世隔絕的雙重禁區(qū)。關鍵是，這里離京城特別近，想調閱取檔，立馬可至，極其便當。
　　用時人的話說：“后湖之廣，周遭四十里，中突數洲，斷岸千尺……此誠天造而地設者也?！?br/>　　這么一個地形上天然隔絕，又距離中樞咫尺之遙的好地方，只當風景看實在太浪費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就修了一道從太平門到臺城的城墻，斷開了湖水和覆舟山、雞籠山的聯系，隨后又在鐘山瀕湖之處，修起一座太平門，門外修起一條湖頭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將城墻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臨下，窺探湖中，又整修堤壩，隔絕了外人循鐘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墻，完全斷開了后湖西岸。
　　緊接著，他從后湖東北角的湖坡開始，每隔一百步堆起一個土堆，立起一塊界石，沿湖北、湖西邊緣，正好繞湖半圈到神策門為止，全長三千六百六十五步。
　　經過這么一番折騰，后湖的自然風光算是完蛋了。本來玄武景致最值得稱道的，是其湖光石色、山水連綿之勢。如今東邊、南邊的山勢被墻、堤阻隔，北邊又修了一溜界石。更慘的是，秦淮河本來是后湖與長江貫通的通道，施工方干脆裝了兩個閘門，把水也給斷了。
　　文人墨客，大概會感慨此舉暴殄天物。但朱元璋最不喜歡虛頭巴腦，好看又不能當飯吃，好用才是硬道理。
　　后湖被這么嘁里咔嚓一通整頓，從一個皇家園林變成了軍事禁區(qū)。
　　除了大規(guī)模的改造工程之外，官府還搞了一次拆遷。其時在后湖內外，還住著許多居民，多以打魚、采菱、濕地種植為生?，F在這里要劃為禁區(qū)，居民們自然也得遷走。
　　說到拆遷，引出一個當地的民間故事，值得說一說。
　　話說后湖居民聽說洪武爺要拆遷，都非常驚恐，集體推舉了一位姓毛的老人上書勸阻。毛老人知道硬頂不行，就找了個理由，說湖島上的老鼠特別多，在這里存放黃冊，很快就會被啃光。朱元璋聽了以后，說請你來當黃冊庫的總管吧，你姓毛，與貓諧音，一定鎮(zhèn)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絕了。朱元璋大怒，把他關在牢里。沒想到毛老人頗有氣節(jié)，居然絕食而死。朱元璋內心覺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廟，封他為湖神。
　　清代有個叫陳作霖的人，在《炳燭里談》里記了一個更驚悚的版本：“后湖在明時為黃冊庫，黃冊每苦鼠嚙。一日，太祖至湖，見一鄉(xiāng)老，問之曰：‘鼠患何以除？’對曰：‘惟貓可以制之。’問其姓，則‘毛’也。太祖以‘毛’‘貓’同音，遂生埋之，而為立廟于湖中，謂之毛老人廟。相傳之說，似非無據，今乃祀之為湖神矣。”
　　好家伙，為了鎮(zhèn)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給直接活埋了。
　　當然，民間傳說最喜歡玩諧音梗，諧音越多，離真實越遠。這些故事，附會居多，不過毛老人廟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廟前挖出一副銅鉤，據說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銅鉤井以為紀念，至今仍在。
　　關于毛老人的故事，還有第三個版本，出自明代《后湖志》的《神祠記》。
　　朱元璋之所以把黃冊庫修在后湖之上，是因為這里四周環(huán)水，可以避火避人。但這樣就有另外一個麻煩，就是水面潮氣太重，長期高溫高濕，這些黃冊特別容易腐爛蛀蝕。
　　當時在京城里住著一個老頭，姓茅。茅老頭給朱元璋出了一個主意，說你把黃冊庫修成東西向的，這樣朝陽一出，先曬東邊，夕陽一落，再曬西邊。每天這么曝曬一遍，就能保證紙張干燥無蟲了。
　　朱元璋聽了大喜，然后“作窖筑其人于中”。
　　怎么又給活埋了？
　　活埋就算了，還在地窖之上堆起一座方臺以為墓丘附祠，旁邊修起神廟，尊其為湖神。
　　洪武爺是性格急躁不假，但也不至于這么神經病吧！
　　別說后世之人不信，就連《神祠記》作者本人趙官都不信。他是正德、嘉靖年間負責黃冊庫管理的官員，很有探索精神，決定親自勘察一番。正好毛老人廟的附祠年久失修，幾乎坍塌，趙官趁修葺的機會，把下面的方臺扒開一看——別說茅老人的骸骨了，連毛都沒一根。
　　趙官經過一番考證，得出結論：洪武朝凡是修建神廟，都要用五方土聚成方臺，以祭五方神明。這個土臺子，不過是當年的祭神遺址罷了。后人無知，當成墓臺，又附會出奇怪的傳說。
　　那么這個毛老人，到底從哪里來的呢？
　　嘉靖年間有個叫李默的吏部尚書，他曾經寫過一本《孤樹裒談》，里面談到了毛老人的第四個版本，也是最可信的一個版本。
　　大家是否還記得，朱元璋為了制衡里甲，規(guī)定每一里要設一位老人，有權裁決里內爭端。老人有一個特權，可以越級上訪，直抵京城。
　　其實這些老人，還有一項福利。
　　當時朱元璋規(guī)定所有的官員，每三年就要來京城朝覲一次。而那些老人，也可以蹭官員的車馬一并上京面圣。
　　洪武十四年那次覲見，朱元璋正在為后湖潮濕的事情發(fā)愁，就隨口問道：“朕將命工部筑室于后湖之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位老人回答：“此堂當東西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浥爛之虞也?！?br/>　　這個建議很好，朱元璋欣然接納。沒有活埋，也沒有建廟，甚至沒說姓毛。
　　所以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當初確實有一位老人提出建筑分東西向的建議，但和湖神廟一點關系也沒有。后人不懂廟祠禮制，把方臺當成墳包，湖神與老人合二為一，結果演變成了一個暴君活埋老頭的故事。
　　至于姓毛，不過是因為島上鼠患太厲害，需要貓神鎮(zhèn)之。久而久之，“貓”“毛”諧音，湖神老人也就傳成毛老人了。
　　傳說真?zhèn)稳绾?，且不去管它。至少歷史上真正的黃冊庫，出于防潮防蟲的考慮，確實是大多按東西朝向修建，前后有大窗通風。這樣可以保證足夠的光照時間來除濕、除蟲。偶爾也有朝南北，這取決于庫房修在什么方位。
　　為了能最大限度采光，黃冊也不是簡單粗暴地堆放在庫房里就完了，設計者為它們打造了特別的設施。
　　黃冊庫里一排一排擺放黃冊的木架子，叫作架閣。架閣是一種四面敞開的架子，分層分格，文件分門別類地擱在上頭，一目了然，便于查找。
　　后湖的黃冊庫里，每庫里有四個大架閣。每個架閣分成三層，分為數格，用來收貯檔案。架閣特有的敞開結構，可以讓所有藏冊都有機會接觸陽光。在架閣上頭，還有一個斜板蓋，萬一屋頂漏雨，就能順著這個板蓋引至地下，避免弄濕文件。
　　黃冊庫的設計者很細心，要求這些架閣必須使用木頭，不能用竹子。竹竿太窄，要打成一個大橫板，得數竿竹片拼在一起。而竹片有弧度，拼接時必然凹凸不平，造成空隙，無法承重。
　　要知道，黃冊是長一尺三寸、寬一尺二寸的大方本，頁數又特別多，算下來平均每冊得四五斤。十幾冊甚至幾十冊摞在一起，松松垮垮的竹架根本撐不住，只有木材可堪使用。
　　當然，這些黃冊不能光靠這點窗戶的陽光。管理人員還要定期在每年四月到十月之間把書拿出來放在太陽底下晾曬。三月不能晾曬，因為天氣太潮；十一月到一月天寒風大，對紙張也有傷害。
　　在晾曬期間，只要天氣足夠好，一次要曬足五天，才能重新入庫。
　　本來這種晾曬工作，要打造專門的木制曬架。后來官府覺得木制太容易壞，損耗驚人，便改變了做法。他們在每間庫房門口，都用磚頭砌了十個高二尺五寸的小墩，長三磚，寬兩磚，彼此相隔七尺。然后在磚墩之間，架起四根長七尺的鐵棍，黃冊就掛在這些晾衣竿上晾曬。
　　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陽光對紙張保存的傷害也夠大的。不過以當時的條件，能做到這么細致已經算是盡力了。
　　除了防潮，黃冊庫對于防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黃冊庫內，嚴禁動火，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許點燈，冬季亦不許生爐取暖。庫房里的地面都要鋪設沙子，上覆木板。這樣既可防火，又可防鼠患。
　　就連管理人員的廚房，都要隔開庫房一里開外。
　　這是洪武、永樂年間的格局。后來到了正德年間，梁洲增設的庫房越來越多了，距離廚房越來越近，主官索性把廚房給移到環(huán)洲上去了。每次人員吃飯，都必須從梁洲跑到環(huán)洲。這樣做很不方便，但上頭對此絕不通融，甚至還特意立了一塊牌子：“敢有將火過橋者，治以重罪?！?br/>　　黃冊庫的防火工作，算得上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跡。這么多紙堆在一處，整整兩百六十多年，居然一次火災都沒有。
　　硬件的問題解決了，還有一個軟件問題。
　　這些檔案實在太多了，又來自五湖四海，必須有一套科學的排列方式，方便日后檢索。
　　后湖黃冊庫的庫房，是以東、西、南、北、前、后為名。具體到庫房內的架閣，則以“千文架閣法”做編號。
　　這是宋仁宗時發(fā)明的檢索編號法。簡單來說，就是以《千字文》為批，歲月為次，依序排列?！肚ё治摹防锏囊磺€字絕無重復，特別適合編碼。咱們現在常說的天字第一號、天字第二號，其實就是這種檢索法的產物。
　　不過具體到黃冊本身，動輒幾萬冊，千字文系統(tǒng)顯然就不堪敷用了。
　　黃冊庫的辦法是，先把同一期攢造的黃冊放在一起，然后再按直隸布政司、府、州、縣、里坊廂、都、圖等一路細分。還要用一長條白紙寫明所屬，夾在黃冊之間。
　　這種分類，是為了方便地方查詢。后湖庫存的黃冊大部分是里冊，屬于最權威的原始資料，一旦地方上有什么糾紛，就會來這里調閱舊卷，平息訴訟。這是后湖黃冊庫最重要的職能之一。
　　如果有人——比如說前文曾經提及的那位休寧縣的平民王敘——想要查自己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檔案，他該怎么做呢？
　　第一期攢造黃冊是洪武十四年，第二期攢造在洪武二十四年?！肚ё治摹酚性疲骸疤斓匦S?！彼酝鯏⒁日摇暗亍弊痔柤荛w。
　　他拿著一張對照表，發(fā)現“地”字號架閣是在梁洲前五號庫里。他打開庫房，走到“地”字號架閣，會看到一摞摞黃冊整齊地排列在木架格子里，外頭貼著索引條。王敘找了一圈，看到“直隸徽州府”字樣，趕緊走過去，從這一摞黃冊里翻出標明“休寧縣”的幾本冊子，再找到里仁鄉(xiāng)呈遞的分冊，翻開里面的二十七都、第五圖，就能知道自家祖上的戶籍情況了。
　　后湖黃冊庫的落成年代不詳，但肯定是在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之間。也就是說，朱元璋忙完第一期攢造黃冊，就開始責令工部籌備庫房建設了。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已有明文要求各地黃冊并魚鱗圖冊要“俱送戶部，轉送后湖收架”，可見其已正式投入運營。
　　黃冊庫最初的規(guī)模并不算大，只在梁洲之上修起了三十六間庫房。其中九間庫房存放洪武十四年檔案，一共用了三十五座架閣；洪武二十四年則用了庫房二十五間、架閣一百座。
　　從此，隨著每十年大造黃冊，后湖黃冊庫一直在擴建。
　　到了永樂帝，大明把都城遷到了北京。本來永樂應該把后湖檔案也遷過去，可是北京周邊找不出像玄武湖這么天造地設的湖泊——有也沒用，冬天湖面一上凍，任何人都能闖進去。后湖黃冊庫遂留在了南京，由南京戶部代管。
　　這么決定的另外一層考慮是，江南是天下稅賦重地，干系重大，黃冊庫設在這里，能更好地為其服務。
　　于是從永樂開始，每期黃冊造完，除了總冊需要進呈北京之外，其他里冊仍舊存放在這里，一直持續(xù)到明末。
　　從洪武十四年到崇禎十五年（1642年），這里的庫房數量擴張到了七百八十七間，架閣三千零八十六座，其中收藏的黃冊數量，接近兩百萬冊。無怪乎時人評價：“天下黃冊，該載戶籍、事產，實國家重務，億萬載無疆之根本也?！?br/>　　如此規(guī)模的檔案庫房，光是堆放不管是不成的，還得配備管理團隊。
　　在洪武年間，黃冊庫的最高長官是由戶部侍郎代理。那會兒官員人手不夠，個個身兼數職。后來到了宣德年間，才專門增設了一個戶科給事中的崗位，專管后湖冊籍事。
　　這個安排，其中頗有奧妙。
　　明代的官職里，有一個“六科給事中”，分別負責監(jiān)察禮、吏、戶、工、刑、兵六部，相當于現在中央各部委的紀委。這個紀委是獨立運作，不歸部委管轄，直接向皇帝負責。他們和都察院御史一樣，同屬言官序列。
　　“六科給事中”的最高長官是都給事中，正七品，其他給事中都是從七品。品位不高，可權柄與威懾力卻不低。像是廷推、廷議之類的高級官員會議，這些七品小官，同樣有權參加。
　　區(qū)區(qū)一個檔案庫，長官居然是戶科給事中，可以說是高配了。
　　不過再細一琢磨，這并不算啥高配。
　　因為這個戶科給事中，前頭還有倆字：南京。
　　靖難之后，永樂帝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從此大明擁有兩套中樞班子。北京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官職配置完全一樣。不過可以想象，南京的這套班子，除了戶部有點權力，可以統(tǒng)籌江南賦稅之外，其他多半是有銜無差的閑職。一個南京戶科給事中，來負責后湖黃冊庫，只能算是名義上給足了面子。
　　除了給事中之外，管理后湖的還有一位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
　　這個配置，就更有意思了。
　　戶部一共有十三個清吏司，負責各個地區(qū)的具體事務。這些分司的名字很正常，比如浙江清吏司、廣西清吏司、福建清吏司等等——但千萬不要被名字迷惑，誤導性太大。
　　其實這些分司除了掌管本區(qū)事務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工作叫“帶管”。比如浙江清吏司負責京城七衛(wèi)和神機營的俸祿、糧餉；福建清吏司，要帶管順天府、北直隸等地事務；廣西清吏司，要帶管太常寺、光祿寺、太倉銀庫、馬房倉、各象房、牛房倉，京府各草場等官衙的俸祿發(fā)放。
　　可以看到，廣西清吏司的帶管業(yè)務，和倉儲密切相關。從該司調派主事一人來監(jiān)管黃冊庫，也算專業(yè)對口。雖然清吏司主事是正六品，級別比戶科給事中高，地位卻不如彼。
　　他們兩位，一位是監(jiān)督戶部辦事的，一位是戶部辦事的，職務上彼此牽制。一個品低地位高，一個品高地位低，位階上互為制衡。
　　除去這兩人之外，黃冊庫管理層的第三順位，叫守備太監(jiān)，司掌關鑰津卡之事，直接向南京守備太監(jiān)負責——也算是大明獨有的特色吧。
　　這套不分軒輊的配置陣容，倒也符合檔案庫這種特別重要的冷衙門定位。
　　除卻這幾位大員之外，還有五十名監(jiān)生、三十名小吏和一百多名匠役負責日常晾曬黃冊。匠役從應天府所屬的兩個縣里征招，要求還不低。這些人得粗通文字，否則晾曬完黃冊之后，都沒法正確放回去。
　　除此之外，還有京城東、北二城兵馬指揮司和沈陽左衛(wèi)牧馬千戶所，三個軍事單位各出一批歇操衛(wèi)兵，晝夜沿湖巡視，驅趕閑雜人等。每五十步就要設一哨，嚴加防范。
　　戶部十三司還輪流調撥小吏四名，在湖面定期巡邏。可謂是戒備森嚴。
　　后湖與四面陸地隔絕，沒有橋梁通行，因此黃冊庫還配屬了三十七個船夫和十二條官船，負責與岸上的往來聯絡。但這些船可不是隨叫隨走的，平時都停泊在太平門外，用鐵索串鎖在碼頭石柱上，每旬只有逢一、六才能通行，謂之“過湖”。
　　過湖之日，所有需要上島之人要集中在太平門外的湖口檢閱廳，主事官員仔細查驗其身份、憑信文書。無誤后，由掌握鑰匙的內監(jiān)打開鐵索，帶隊上船。當日濟渡任務結束后，內監(jiān)還得把船重新鎖上，加上封條。
　　就算過湖上了洲陸，黃冊庫也不能輕開。負責人得先從主事官員那兒領取文書，再到守備太監(jiān)那兒領取鑰匙，結束之后，要把鑰匙原樣交回。
　　當時有兩句詩：“四面環(huán)巡照大禁，中洲守護絕通衢?！痹娨话悖枋龅慕^情景半點不假。
　　明代關于“過湖開庫”的故事很多。比如在洪武年間，曾經有一位監(jiān)生，從守備太監(jiān)那兒拿了鑰匙去開門，然后有事回家，就把鑰匙也帶回去了。他媳婦一看鑰匙上綴著的黃色絨繩太舊，給換了一根新繩。等監(jiān)生把鑰匙交還守備太監(jiān)，太監(jiān)一看大驚，說這鑰匙繩是馬娘娘親自搓的，你擅自換走，要倒大霉。嚇得監(jiān)生連滾帶爬回家，還好媳婦沒來得及把舊繩子扔掉，趕緊重新穿回去，免去一場大禍。
　　這故事有點傳奇色彩，尤其是馬娘娘親自搓繩這個細節(jié)，很有民間想象的風格。不過它至少證明，后湖管束之嚴，連老百姓們都很清楚。
　　接下來這個故事，可就是不折不扣的過湖斗爭了。
　　弘治元年（1488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有個叫郭鏞的太監(jiān)，奉命去兩廣公干。他路過南京時，突發(fā)奇想，硬是逼著內監(jiān)把船鎖打開，帶著二十多個隨從登上梁洲，在黃冊庫逛了足足半天，過午才走。
　　這事驚動了南京的御史們，他們以監(jiān)察御史孫纮為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書天子彈劾郭鏞“擅游禁地”，強調說黃冊庫是國家機密所在，雖然這人并未造成什么損害，但萬一開了這個先例，以后人人都可以進入，貽害無窮，所謂“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
　　冊籍之重，茲事體大?；实酆懿桓吲d，把郭鏞申斥了一通，順手奪了他的兩廣差使。
　　這起糾紛，引起了宦官們很大的不滿，認為南京御史小題大做，故意讓他們難看，暗搓搓地伺機報復。到了弘治三年，司禮監(jiān)有個叫何穆的太監(jiān)，前往后湖巡視。這次他奉了圣旨，黃冊庫官員乖乖地請他過湖勘驗。
　　何穆巡視了一圈，眼皮也不抬，開口批評說后湖的關防太過松懈。官員趕緊請教說怎么改進，何穆也不客氣，提了四點要求。
　　第一點，太平門旁邊的石閘，要標定一個刻度。平日湖內水量控制，看水位刻度決定，過則開，不過則不開。
　　第二點，湖邊每百步設置石碑一通，寫明“不許官民人等占種湖田”。
　　第三點，于神策門外東城腳下湖邊，修起一道界墻并柵欄，切斷人畜往來，防止百姓窺伺冊庫。
　　第四點，過湖船只，要嚴加管理，鐵鎖連串，鋪門封鎖。何穆這四點要求，看似是很合理的建議，并無不妥，可黃冊庫官員一聽，就知道里面暗藏殺機。
　　先看第一條。
　　后湖的體量很小，水位多寡不穩(wěn)定，所以洪武年間在太平門和太平堤設置了石閘、石洞，澇時開閘泄洪，旱時閉閘蓄水，以保證黃冊庫的安全。
　　這個石閘年久失修，不怎么好用，導致后湖的水量時高時低，湖域時大時小。周圍的老百姓們要么在附近偷偷引水種田，要么偷偷捕魚、樵采、放牧，讓官府很是頭疼。
　　何穆提出重修石閘，確實是個好建議。
　　問題是，這件事，南京的御史們早已經在張羅了。
　　此前有一位南京監(jiān)察御史，叫繆樗——正好是孫纮的同事兼好友，他重新勘察湖界，圈定范圍，著手準備修理石閘，并上書天子建議整頓后湖保衛(wèi)工作。這封奏章，在司禮監(jiān)的何穆自然也看得到。
　　何穆雖在宮中，眼光卻很毒辣，一眼就發(fā)現了繆樗的疏漏?？婇酥豢辈炝撕蠛默F狀邊界，卻忘了考慮湖水有升有降，湖域也會變化。
　　萬一湖水漲多了，水面撲過原定邊界，老百姓蹭過去占便宜，你罰還是不罰？
　　何穆建議把石閘設置刻度，實際上就是將水位量化，以刻度為準來控制后湖的邊界。再配合界碑、界墻、柵欄、船鎖等設置，可以更好地把閑雜人等排斥在外。
　　建議很好。可建議越好，就越打監(jiān)察御史的臉。虧你們還在南京本地，提出的整改方案有這么大疏漏，還不如一個從北京過去的太監(jiān)。
　　何穆在給弘治的奏章里，直接點了繆樗的名，說他勘察不利，還特意加了一句：“猶恐日后軍民人等，仍前偷引水利，占種湖田，囑托勢逼該管人員，將前閘不時啟閉，走泄湖水，復有前弊。”
　　這么前后一關聯，用心太深了，顯得好像這些弊端手段，全是繆樗等御史縱容出來的。
　　何穆的報復還沒完。
　　仔細看他建議的第二條：“不許官民人等占種湖田。”
　　除了“民”，還有個“官”。
　　這個“官”字，有極強的針對性。
　　當時有個南京守備太監(jiān)叫蔣琮，因為長江蘆場的利益問題，跟南京御史們打得不可開交。蔣琮為了尋求突破口，指使手下陳祖生控訴戶部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侵占湖田。
　　黃冊庫是個冷衙門，沒什么錢，管理人員經常趁職務之便偷偷打點柴薪、撈點鮮魚。盧錦、方向作為黃冊庫的上級主管，派佃戶在裸露的湖灘上種了幾塊地，從中占點小便宜。沒想到這事被蔣琮給掀出來了，導致兩人都被下獄。
　　郭鏞路過南京時，之所以想去后湖，就是想起了這件案子，想親眼見識一下。沒想到，同仇敵愾的御史們立刻抓住這個痛腳，狠狠地報復了回去。
　　何穆這次到南京來，也是因為郭鏞回去哭訴了一通。皇帝耳根子軟，這才派他來查實。
　　現在御史們已經被何穆?得灰頭土臉，黃冊庫那些小角色，也不能讓他們好過。
　　何穆上奏疏表示，后湖每年冬天，南京司禮監(jiān)都派專門的漁船來湖內捕魚，好供給官員用度。但是原來打魚的日期不定，很多人趁著官船捕魚的當兒混進來，存在隱患。從今以后，要限定捕魚的日子，對船只嚴格檢查，漁網只允許用五天，其余時間全部收走。
　　存在隱患只是托詞，其實是為了整黃冊庫的人。他們平時沒什么好處，只有每年趁這機會網幾船魚，改善一下生活。這一下，全沒了。
　　還有，何穆指出，現在湖內五洲之上的蘆葦太多，是個火災隱患。可這里是禁地，外人不得入內，因此責令管庫官員并雜役、匠役等人，把這些蘆葦都砍去充當柴薪。他還好心地提醒了一句：“柴薪若積聚過多……就行會官估價，變賣銀兩，送應天府官庫收貯，以備修理本庫等項支銷。”
　　聽起來冠冕堂皇，毫無破綻。但仔細一琢磨，后湖黃冊庫管人員額外多了一大堆工作量，賺到的錢卻只能充公用。這根本就是變相把一部分辦公支出，轉嫁到庫管人員個人身上。
　　偏偏皇上最喜歡的，就是這種不用額外付費的先進管理手段，讓底下人有苦也說不出來。
　　何穆把這些“合理化”建議，整理成奏疏上報天子，很快就得到批準，令南京御史們士氣大挫。經此一役，蔣琮那邊的案子也取得了突破。先后有十名御史下獄，而蔣琮本人毫發(fā)無傷，宦官一方在兩個戰(zhàn)場均大獲全勝。
　　至于躺著也中槍的后湖黃冊庫，只能哭著進行整改，讓后湖禁制變得更加嚴苛。有人寫了首詩諷喻此事：“瀛洲咫尺與去齊，島嶼凌空望欲迷。為貯版圖人罕到，只余樓閣夕陽低?！?br/>　　“人罕到”三字，用得一點不錯。到了萬歷年間，有位吏部左侍郎顧起元路過南京，不得其門而入，不由得感嘆說：“白下（南京）山川之美，亡過于鐘山與后湖，今為皇陵冊庫，游趾不得一錯其間，但有延頸送目而已?！?br/>　　連吏部左侍郎都不讓靠近，可想而知黃冊庫平時人跡罕至到什么程度了。
　　只有在一種情況之下，后湖這里才會變得特別熱鬧。
　　那就是每十年一次的大造之年。在這一年，全國各地都會重新攢造黃冊，集中送至南京。新造黃冊入庫是一件隆重的大事，現場得由給事中一人、御史兩人外加主事四人親自坐鎮(zhèn)查驗，還有一千兩百名來自國子監(jiān)的學生嚴陣以待。
　　國子監(jiān)一般的編制是一千五百人。這一下子去了一千兩百人，幾乎是傾巢而出了。
　　等一等，怎么要這么多人？這是要打仗嗎？
　　還真差不多。
　　這些國子監(jiān)的天之驕子，將要跟全國的地方官吏百姓，展開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惡戰(zhàn)。
　　要講明白這個問題，咱們還得從黃冊的攢造過程說起。
　　前面說了，黃冊脫胎于戶帖。兩者內容接近，但在很多細節(jié)上頗有不同。這些不同，不光體現在兩者的格式細節(jié)中，也體現在兩者的攢造流程上。
　　那么一冊黃冊，是怎么出爐的呢？
　　首先，造冊之年，戶部會提前半年備好標準黃冊的格式，得到皇上批準后，分別下發(fā)地方。
　　其次，地方官府會按照黃冊樣式進行翻刻。不過他們需要刻造的不是黃冊，而是“清冊供單”。
　　“清冊供單”和黃冊不太一樣，它是一種針對單戶的調查表格，用來搜集一戶人丁、事產等信息，和戶帖差不多。咱們可以把它理解成黃冊的預填草稿。
　　接下來，官府會把印好的“清冊供單”下發(fā)到里、坊、廂這一級，讓現年里長親自送到甲首手里，甲首再分別送到本甲的十戶人家，一一填寫清楚，一戶一單，簽上自己的名字作保，以確保真實性。
　　工作完成之后，里長會把本里的一百一十張“清冊供單”合成一冊，遞交給當地衙門。
　　當地衙門收到轄區(qū)內所有里、坊、廂的“清冊供單”之后，并不忙著合冊攢造，先讓戶房官吏并算手、書手進行磨算復核，尤其還要調閱上一期數據來比較，看是否存在問題。
　　【注釋】算手、書手：在明代縣衙中，除知縣、佐貳、首領官等數量很少的朝廷命官之外，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務是由各房、科中的吏書來完成的。吏書為吏員與書算的合稱。吏員是由國家任用、在吏部注冊、地位低于官的公職人員。書算，包括書手和算手，從百姓中僉雇，輔助吏員的工作。書手專司抄寫事宜，關注文書之往來，如依稿謄寫刑名文書、賦役黃冊等；算手則專司會計事務，如計算名目繁多的賦役折銀等。
　　如果審驗無誤，衙門會重新排定下一期的里長、甲首和徭役排序，填成“編次格眼”，與確認的“清冊供單”一起送回到相關的里。里長要把這些資料謄寫成正式文稿，造出兩本里冊，一冊黃封上繳，一冊青封留底。
　　你沒想錯，每一里的黃冊，由本里一百一十戶自己掏錢攢造，朝廷沒這筆費用。一直到州一級，才有專門的政府預算來造冊。
　　朝廷雖然不掏錢，要求還挺多。
　　黃冊的尺寸和戶帖一樣，寬一尺二寸，長一尺三寸。對于冊內文字，書手必須以范本格式來抄錄，字體尺寸都不許出錯。字要抄在原冊紙上，不許涂抹或額外浮貼，以避免篡改情形。弘治三年，為了增加作弊的難度，還把原來的小字楷書改成了大字楷書。
　　黃冊的制造材質，得統(tǒng)一用厚實的綿紙，不得經過粉飾或漂白，因為那樣容易讓紙張變脆發(fā)黃。甚至連訂冊，都必須用綿索來穿起，不許使用糨糊。就算萬不得已要用到一點，糨糊里也得摻入花椒、明礬等原料，以避免蟲蛀。
　　不過黃冊制造畢竟是個專業(yè)活，普通人干不了。在大部分情況下，里長們都是到官府指定的紙鋪去攢造裝訂。
　　順便提一句，其實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黃冊實物，屬于真正意義的黃冊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清冊供單”草稿。這些供單在用完之后，會送回個人家里，這才讓極少部分文件逃過戰(zhàn)火，幸運地殘存到今日。
　　所有的里冊，都要匯總到州、縣衙門。衙門要把這些數據匯總，單獨造一個總冊，里面沒有每戶細節(jié)，只記錄各里的總數——戶部特別指出要“本管正官、首領官吏，躬親磨算”，同樣一冊黃封上繳，一冊青封留底。
　　接下來，州、縣衙門要把所有的里冊以及總冊送到府一級衙門。府衙也要單造一個分冊，記錄各州縣總數，一并送到布政司。布政司亦要單造分冊，記錄各府的匯總數據，再與府冊、州冊、縣冊以及記錄到每一戶的原始里冊一起呈遞給戶部。
　　一級一級匯總上去，戶部最終拿到手里的，是幾萬本里冊、幾千本州縣冊、幾百本府冊和十幾本司冊。中樞決策者既可以看到任意一個地區(qū)的宏觀數據，亦可以深入查到任意一戶的狀況。宏微兩便，天下透明。與此同時，各級官府也都會層層留底，用青冊來辦理日常民政之需。
　　不過黃冊呈遞到戶部之后，并不是直接運進后湖黃冊庫，它還有一道關要過。
　　朱元璋在推行戶帖制的時候，曾經放出過狠話：“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里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彼衍婈犠鳛楠毩嫀?，對地方數據進行駁查，以避免各級官員在普查過程中舞弊。
　　他來自民間，深知弊情，必須核查這些黃冊真?zhèn)巍踔T事未備，只好動員軍隊進行駁查?，F在一切都走上正軌了，再找軍隊當審計就有點不合適了。
　　可不找軍隊，找誰好呢？
　　駁查是個專業(yè)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檢查人員必須識文斷字、精通算學，且具備一定的政務經驗。更關鍵的是，黃冊的數量太大了，這些檢查員還得有足夠的時間來干活。
　　大明哪個部委也沒有余裕抽調一批精干官吏撲在這上面，正事還干不干了？
　　想了一圈，最適合干這個的，就是國子監(jiān)。那些大學生都是被當成官僚預備隊培養(yǎng)的，文化水平高，又閑得緊，正好拽過來當免費勞動力。
　　他們要做的“駁查”，從戶部總冊的數字往下查，層層驗算，從司冊至府冊、州冊、縣冊乃至里冊，驗算其舊管、開除、新收、實在的四柱增減。如果民間有飛走、灑派、埋沒、詭寄、影射、團局造冊等弊情，就靠這些名偵探來查出真相。
　　【注釋】飛走：即飛走稅糧。據明人趙官所著《后湖志》載，奸戶豪民伙同里長、書手作弊，使用開多收少、有收無除、灑派各戶、產去稅存等手段，不知不覺間將稅糧挪走，還讓人無法查證。如有人將新開耕的地畝少報一些，以減少上交的稅糧。田地買賣中，買主本應依例報稅，把田地上的稅糧從賣主名下開除出戶，入到自己名下，有人便勾結書手作弊，拖延稅糧入戶的時間。有的富戶勾結書手，在編造黃冊之時，將自家應納稅糧拆分成合、勺，分灑于百戶，待征收稅糧之時，再積合、勺成升，積升成斗，積斗成石，而被灑者被蒙在鼓里，年年為之賠納。也有的富人買了別人的土地，卻逼迫賣家不能移稅，使得賣家沒有了田產卻要繼續(xù)交稅，最終只能逃亡以避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