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國內(nèi)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在長城內(nèi)外、在大江南北、在中國的廣大城市和農(nóng)村，到處都呈現(xiàn)出一派欣欣向榮、萬象更新的景象。
　　特別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實施以后，中國農(nóng)村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歷史性變革。
　　緊接著，以家喻戶曉的“萬元戶”出現(xiàn)為標志，農(nóng)民們勤勞致富的熱情被空前的、徹底的調(diào)動起來了。
　　新華社《雁灘的春天》、人民日報《靠辛勤勞動過上富裕生活》等新聞媒體的宣傳，更是讓數(shù)以億計的農(nóng)民們對“萬元戶”這一富裕的代名詞，充滿了無限遐想。
　　在李袁壩，當生產(chǎn)組長袁林海，拿著一份從鄉(xiāng)政府辦公室“順手捎來”的一九八六年的報紙，告訴大家在山村之外、在臨近縣城的兩個鄉(xiāng)鎮(zhèn)，已經(jīng)有人成為了年收入超過一萬元的“萬元戶”時，壩上人震撼了。
　　試想，他們一年四季起早貪黑辛勤忙碌，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任何偷懶的心思，到頭來手里仍然留不住半個閑錢，有的家庭甚至連溫飽都還沒有完全解決。
　　同屬于山區(qū)農(nóng)業(yè)縣，同樣是農(nóng)民，同樣是一雙手，別人昨就能夠做到年收入萬呢？
　　震撼過后，壩上人的思維極端的活躍起來了。
　　他們覺得，僅憑李袁壩現(xiàn)有的自身條件，想要成為腰纏萬貫的“萬元戶”，根本就不太可能。
　　如果想要有所突破，必須另辟路徑。
　　思來想去，部分頭腦靈光的壩上人得出結(jié)論，想要掙大錢就必須走出李袁壩，走向外面的天地。
　　這樣的天地，已經(jīng)不僅僅局限于縣城附近了。
　　于是出遠門打工，漸漸成了一種謀求更高收入的現(xiàn)實途徑。
　　然而，壩上人出門打工的日子充滿了酸甜苦辣，有成功，也有失敗，有歡笑，也有淚水。
　　首先行動起來的是壩上的袁繼光夫婦。
　　夫妻二人結(jié)婚五年，孩子三歲。
　　這幾年一直老老實實在家務(wù)農(nóng)，順帶照顧兩個老人和小孩，日子算是過得馬馬虎虎——勉強能夠填飽肚子而已。
　　恰好年前，小姨子何小梅來信說，她與誰誰誰正在廣東打工，年收入最少也有三四百元。
　　袁繼光當時就想帶著妻子趕赴廣東，可妻子何二梅認為孩子太小，沒有同意。
　　現(xiàn)在，縣里萬元戶的消息傳開，夫妻二人商量一番后決定，無論如何也要去廣東。
　　背上行囊，懷揣夢想。
　　兩口子將年幼的孩子托付給父母，踏上了去往廣東的列車……
　　到達廣東，根據(jù)信上提供的地址多方打聽，輾轉(zhuǎn)找到小姨子何小梅。
　　但何小梅原來上班的那家工廠已經(jīng)倒閉，現(xiàn)如今在一家餐廳幫工，收入已然大打折扣。
　　滿腦子充斥著發(fā)財夢的袁繼光并不灰心。
　　他與妻子何二梅商定：既然到了廣東，就不能再卷起鋪蓋回家種地，一定要混出個名堂才能回去。
　　之后，兩口子與小姨子合租了一間民房，何二梅與何小梅睡床上，袁繼光每晚打地鋪。
　　接下來一個多月，何二梅跟著妹妹進入餐廳上班。
　　袁繼光天天出門找工作，最后在一建筑工地謀到了一個“普工班長”的差事——既能自己動手干活，也能為工地招攬“普工”抽“人頭費”，還算不錯。
　　小半年后，夫妻二人小有積蓄。
　　但袁繼光開始膨脹了。
　　生活上，餐餐要求有魚有肉，出門時一副“大背頭”梳得油光水亮，衣著必定光鮮照人，讓人一看就是有錢的“主”。
　　更為可笑的是，袁繼光這副派頭，在小姨子何小梅眼中，是帥得不能再帥了，兩人常常眉來眼去，居然暗生情愫。
　　長時間在外打工，袁繼光兩口子與小姨子何小梅同居一室，夫妻生活是一大難題。而小姨子何小梅在外打工時間更長，常常感到寂寞難耐。
　　于是袁繼光和何小梅兩人，猶如干柴遇上烈火，一點就燃。
　　出租屋不方便，兩人偷偷摸摸去酒店。
　　無奈去酒店錢袋子罩不住，沒過多久，打工掙來的錢就花得七七八八……
　　于是袁繼光開始想其它的心思。
　　從建筑工地回來，吃過晚飯，躺在地鋪上，袁繼光總是叫苦不迭——抱怨地鋪睡著又硬又冷又潮，實在是睡不下去了。
　　這時候小姨子何小梅就會以“無比同情”的神色看著袁繼光，再轉(zhuǎn)頭以“鼓勵”的目光望向姐姐何二梅。
　　兩個月后，袁繼光在何二梅的默許下，鉆進了床上被窩。
　　一張床睡下了三個人，何二梅睡中間，袁繼光和小姨子各睡兩邊。
　　何二梅本以為這樣可以相安無事，哪知后來事態(tài)竟然發(fā)展得一發(fā)不可收拾。